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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体内，有仙种，数不清的生命能源，可以更好的治疗伤兵。受伤的，大多数是那些体修，他们喜欢与妖兽肉搏，难免会有受伤的地方。
汉字的“疾“字中有“矢”，“矢”就是箭镞，可见医学起源就与战争关系密切，军队是以肉搏战斗为主，每次战斗之后除了阵亡的士兵之外还会有大量士兵受伤，随着战争规模的日益扩大、兵器种类的日益增多和杀伤力日益增大，战争中伤病员日益大量涌现，一场战役下来会有几万几万的伤兵。
救治伤兵都是一件困难的事，何况在古代医疗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治疗疾病尚且困难，更别说救治伤兵。
先秦时代的军医其实就是巫师兼任，在《墨子·迎敌桐》有“举巫师、卜,有所长,具药,官养之”的句子，就是讲巫师经常准备药以迎敌之用，外伤治疗往往多是采用刮、锯、凿、拔等比较简单而且痛苦较大的方式。
在战国时的兵书《六韬·虎韬·王翼》也有“方士三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百病”的记载，秦汉之后巫医才分开，三国时期的华佗是世界上最早用麻醉药做外科大手术的人。
那时的军医都是临时客串，有战事就是军医，没战事就是民医，到了隋代军中才专门设置有“尚医军主”。携带外科手术器械、其它医药设备、药品、油、绷带或纱布等。还负责安排伤员的食物和饮水
大唐沿袭了隋军的做法，军中设置了专职军医“检校病儿官”，平时到军营巡行检查士兵饭食、劳累程度、医药和治疗生病士兵，而军队的医疗机构是太常寺的太医署，太医暑有令、丞、府、史、主药、药童等。
外有医监、医正、药园师、药园生等二百余人，随同医药博士的实习生多达一百五六十人,为确保医疗质量,这些人经过考核后才能被录用，太医暑还分科,每科都编有医博士、针灸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等。
为确保药源供应及药师的培养,还特拔良田为药园,以十六人以上为药园生,通过实习,学成为师，而其他药材则来自全国各地，地方州府里也有一名负责采药的采药师，全国送来的药材都存太医署的生药库,以御医二员与大使一员辨别验收。
军医的配备是和全军人数成比例，在战争中设立了类似今天的医院式的机构“医药院”。可使伤病员能得到长时间的、稳定的治疗，磁州知州起将之还建议各州县都能设立这种野战医院似的“医药院”,使伤员“逐州医治,俟平愈日,逐施结队发遣”。
军队伤员中箭伤最多,如果箭头断在骨内，常用内服药加外敷药，据说可以使箭头自行离
骨而出。如《虎钤经》卷十中就列有“出骨中箭头方”，《武备志》卷一三中,讲到了古代军队医治的重点及医治方法:“军中之疾,莫过于金疮,故首之;次则其中毒者也,又次则坠马、马咬者也,此四者,非军不伤。
故先之。古代军队救治注重止血、去瘀、复位等，南北朝时就发明了用桑树皮捻成线缝合伤的技术,很快在军中得到推广。《虎钤经》就记载若皮肉断裂,取新桑白皮作缝线缝之。
在治疗骨折方面,晋代已经会使用竹片做夹板固定断骨，如《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就记载一种治疗骨折的“擦血在腹内方”，而《肘后方》记载，对怀疑骨折的地方用竹片夹住，要用柔软旧布包好。
不能太松不能太紧，这样可以不妨碍血液运行,军医已能用绳带对战伤止血，切开肌肉取出箭头，能使刀伤、箭伤昏厥的人立即苏醒。其医疗法简言之就是服用止血药，洗涤伤口，必要时缝合，涂上药膏，骨折接骨，肠脱送回腹内等。
针对士兵作战和百姓乱离时期又不容易找到药物,或买不起药,军医还创建针灸以节省药物，除了刀,枪、箭之类的创伤之外,还有冻伤、烧伤等外伤,以及其他内科疾病,古代军队中都有众多的治疗办法，各少数民族也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治疗法。
军队出征时，军医也会随队出征,遇有战士受伤有病,便通过军医巡营予以治疗，如果有几万几万的这种大量伤员的情况，则在后方设立伤员收容营，征调民工负责将伤员运往后方，如果伤员无法行走，会配给一头牲畜。
如果是重伤员会配给两头牲畜，缚在一齐运载伤员，通常给的是驴，在伤员后送路线上设接力及茶水站，伤员随到随送，每隔一段时间换药，食宿炊事人员负责供应伤员饮食及住宿，战事频繁时在各交通要地设立了类似医院的“安乐堂”，这种为过往军人设置的“安乐堂”的职能是医治伤病者,救治饥饿者,掩埋牺性者,其费用由政府负责，
不过由于房屋狭窄，所以只有重伤士兵才准送入，不是本队军人是概不准收治的，住院士兵的食米由本营送过来，伤员养病补充营养的肉菜则由医院负责供给，通常数名伤兵配一个劳役服侍，伤兵治病的款项由上级按月拨给。
在刑罚上，如果军医遗弃伤病员要受到处罚，如果有未死的伤病人员被活埋,有关军医要受到死刑的制裁，如果属下的士兵受伤或有病，其上司没有为他请医生救治的话其上司会被打四十大板，
总的来说虽然这些时期有了军队医疗保障，但医学理论不够系统，技术水平比较低下，机构的设置尚没有制度化，医护人员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所以还是有很多伤兵因救冶不力死亡的。
如果士兵受伤或者生病，会有基层的长官专门对士兵的伤情和病情进行查看，根据其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向上一级报告。
然后根据他的伤情情况，会作出两种选择。第一种是伤情严重的会留在战场附近的州县进行安置。
如果战场偏僻，则继续跟随军队，等士兵的伤病好了之后，便会命他追赶大部队，继续随军出征。如果伤情不严重，则会继续跟随军队，士兵自己会有一些药物来进行简单的治疗，如果比较严重，则会有军中的医官进行看护。这种现象在唐代很普遍。
比如唐太宗时期，亲征高丽，就有士兵生病，唐太宗亲自去看望他，同时把他留在的附近的定州，命定州此时进行看护。
但是伤兵在州县看护，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必须要由部队开出的证明才行。敦煌文书就有个记载，说唐玄宗时期，有个生病的士兵把证明给丢了，所以每日只能乞讨度日，十分凄惨。
那么如果在地方修养的伤兵突然去世怎么办，这对于地方官府来说是严重的，地方官府会派人专门调查死因，然后呈报给军队。如果不属实，那么会受到惩罚。
安置伤残士兵
如果是打仗之后，士兵残疾了改怎么办。残疾的士兵对于古代军队是很严重的负担。但这并不意味着军队会抛弃他们。在唐代会在边疆地区设置很多病坊或者义坊。主要是负责粮食、马匹等的后勤供给。政府会专门把残疾士兵安排在这么病坊中工作。
一来，是可以安置残疾士兵，减轻军队负担，二来这些士兵经验丰富，忠诚度比较高，会有利于军队的后勤供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军队并不放弃受伤的士兵，会根据他们自身的情况来进行不同的处置，还是非常人性化的。
我们知道，古往今来，有人类存在的地方，就少不了血雨腥风的争斗。其实放宽眼界，不仅是人类社会，整个生物界莫不如此，很少有和平共处的时候，不是在战斗，就是在去战斗的路上。
正如伟人所说的那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其乐无穷。”所以说，斗争既是一种哲学艺术，也是一种乐趣，更是人类身上根深蒂固的基因文化。
小的斗争叫做斗殴，大的斗争就是战争了。人类历史上，为了国土、为了资源，自己种族内部、种族和种族之间曾爆发过无数次的战争，其中的惨烈和残酷令人心惊。
士兵在战场上两军对垒的时候，结局无非三种:战胜了活着回来，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好好的庆祝一番，休息几天再投入下一次的战斗中去；战斗时水平不行，被对方杀死，这也无可厚非。/
毕竟自己实力不行，认赌服输，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还有一种就是兵败被俘，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面对优势敌军，根本没有反抗的机会，先投降了再说，或许还能有活命的机会。
也许有人会问，有没有其他方式了？有些比较狡猾的士兵，看到打不过敌人，就躺下来装死，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再悄悄返回组织。只能说，影视剧只是一种演绎，装死的情况不是没有，但非常少，大部分是在敌我双方实力均衡的情况下，彼此的士兵也都死的差不多了才可以，通过装死才能有活命的机会。
而在大多数时候，装死是不现实的，只能是蠢到脑子里进水的人才这样，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是自己给自己补刀。
为什么有这样的说法呢？要知道战争是残酷的，可以想象的是，在古代战场上，战胜的一方不会立即撤离战场，他们还要收获战利品，刀枪剑戟以及其他各种盔甲武器，以做到废物利用。
社会的生产力落后，打造兵器等战争开资耗费很大，在这种穷的叮当响的情况下，战利品无疑是补充自我力量最好的一种方式，省事省时省力。
因此当战胜一方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往往会很仔细的检查，一方面为了拿武器，另一方面就是看看还有没有喘气的，有喘气的直接补一刀，送他回老家。
所以无论怎么看，拼命到底是最好的出路，更是一名合格士兵应有的责任。
人如何更有效地发挥自己武器的特长杀死敌人，而好的阵法往往能以寡敌众。这篇文章将为您揭开《赤壁》中阵法的作用。
布阵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来说布阵主要得考虑以下几种要素：指挥官的位置；阵中兵器的排列分布；各兵种的行进速度差异应该如何搭配；布阵的地形是否利于兵力展开；敌军的武器和兵种以及训练程度等。
指挥官一般需要处于一个便于观察指挥但是不容易受到攻击的位置。例如，如果是圆阵的话，指挥官应该处于中心位置可以环顾四周，又能受到足够保护。弓箭手、火枪手这类无法肉搏的兵种必须要有长矛手之类其他步兵的保护。在行进的过程中，阵型的要求必须是各分队间既能够相互掩护，而且还不能互相阻碍。
例如，骑兵在行进的状态下往往在主阵的两翼行进，这样，一旦需要进入攻击状态，骑兵分队不会被前边步兵挡住去路。不同的队形要有不同阵法配合，而对付不同的兵种也要用相应的阵法。
一只训练有素的军队的标志就是阵型熟练。
孙子兵法中强调的六如，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
其实就是要说明阵法操练的最高境界。强大的军
队除了要能够把阵型排得整整齐齐之外，还要做到行军的时候阵型不乱，面对强敌冲锋的时候阵型不散，进攻敌军的时候迅速但是阵型不疏。面对不同敌情和地形的时候，阵型能够快速变换。具备这样的条件才是真正的精兵劲旅。
秦朝统一后，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军队。它由皇帝警卫部队、都城卫戍部队、边防部队和郡县地方部队四部分组成。如果爆发战争，也可能临时组建部队。
秦朝军队以步兵为主，同时还有强大的骑兵和水师。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证实了秦朝军队的强大。而史料上记载的秦代屠睢率五十万水军南攻百越，则说明了秦朝水师的发展。秦朝的步兵称材官，骑兵称骑士，水军称楼船士，车兵称轻车。
步兵是秦朝军队的主要兵种，有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两种。前者不穿铠甲，战时在前排，以弓弩杀伤远距离敌人；后者着铠甲，战时在后排，待与敌人接近时，以戈、矛、戟、殳等武器与敌人格斗。轻装步兵与重装步兵的区分是由武器装备和战斗需要决定的，这在军制发展史上是一个进步。
秦朝的骑兵已配备齐全的鞍鞯，但马蹬还没有出现。没有马蹬，骑士两脚悬空，没有着力点，不利于马上格斗，所以秦军骑兵只装备弓箭，适合远距离作战。
秦自商鞅变法后，实行“利禄、官爵专出于兵”的政策，这就是著名的军功爵制。这一制度曾动员秦**民“竭其股肱之力，出死力为上用”，使秦国“兵无敌而令行于天下”，对最后统一六国起到了积极作用。秦统一后，这一制度仍坚持实行。李斯当丞相时，依然是“官斗士，尊功臣”，从而在全国形成一个军功地主阶级。
这些军功地主依靠授爵，掌握了各级政权，他们以征战为常事，以杀人为荣耀。进入和平时期后，便转化为对农民的极其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结果，在短短的十多年中，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广大人民忍无可忍，被迫揭竿而起，反对暴力，军功爵制的弊端由此可见一斑。
西汉主要作战对象是匈奴，为了取得战争胜利，国家十分注意骑兵建设，建立了健全的养马制度。汉朝初年，马匹很少，为此，汉朝颁布法令鼓励养马。
景帝时，在西北边境地区设立三十六所牧马苑，用三万官奴养马三十万匹。武帝时期，为准备对匈奴战争，更是大量养马，为卫青、霍去病取得对匈奴作战的胜利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西汉的地面部队有步兵、骑兵、车兵，水上部队有水军。步兵、骑兵是西汉军队的主力，车兵处在逐渐被淘汰的地位。西汉骑兵在兵种上有轻骑兵与重骑兵之分：轻骑兵无铠甲，持弓弩，背负箙，马匹矮小
；重骑兵部分带甲，持长矛类武器，马匹高大。据考古发掘显示，西汉骑兵已装备适于马上近战的环柄长铁刀。西汉的骑兵很强大，卫青、霍去病与匈奴作战，前后动用骑兵二十万，所战多捷。
各级统兵将领战时领兵打仗，平时负责军事训练。骑兵重在练骑射，骑兵的校尉必须是骑射好手。步兵的训练以发矢张弩为主；水军不但练行船，也要练战射。边防部队要熟练掌握烽火技术。由于弓弩是汉代的重兵器，杀伤力强，所以各军兵种都要加强训练。
汉军的强大和当时强大的综合国力是分不开的，汉军常驱数十万众，长驱数千里，直扑大漠。自汉武帝以来，汉军在对外战争中基本处于一种绝对的强势地位，所以汉朝一个基层官员也能说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样的豪言壮语，反映了当时汉民族强大的自信。在对匈奴的战争中，汉军英勇作战，解除了北方游牧民族对汉族政权的威胁。
北府军又名北府兵，是东晋谢玄主持创建的一支军队。
当时朝廷因前秦强大，诏求文武良将镇御北方。朝廷拜谢玄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镇广陵，招募劲勇，其时广陵和京口聚居大量逃避北方战乱而来的流民，谢玄将这些人招募起来，在这些人中选拔骁勇士卒如刘牢之、刘裕等，建立了一支军队。谢玄以刘牢之为参军，常领精锐为前锋，战无不捷。
谢玄加领徐州刺史，镇京口。东晋称京口为“北府”，所以史称这支军队为北府兵，后成为南朝军队主力。
骑兵在唐朝的统一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唐太宗李世民尤好骏马，著名的昭陵六骏石雕，就是为褒扬李世民曾经乘坐的六匹战马所立的赫赫战功而作。在唐初几次关键性战役中，骑兵都有上乘表现。
唐中期以后，神策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神策军以宦官为统帅，并由其完全控制。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唐朝为防止吐蕃进攻设置了一支戍边部队，称神策军。“安史之乱”期间，神策军赴中原参加平叛，兵力扩充至万余人，由宦官鱼朝恩掌握，后退驻陕州。
唐代宗广德元年代宗为避吐蕃进攻，逃到陕州，因神策军护驾有功，代宗回长安后，神策军遂成为禁军，分神策左右厢。德宗时又改称左右神策军，并特立护军中尉两名、中护军两名为最高指挥官，均由宦官充任。不仅如此，卫府兵往往遥隶于神策军，称神策行营，神策军不仅是宿卫宫中的主要力量，而且成为维护唐王朝统治的重要力量。
但是，神策军掌握在宦官手中，成为宦官**的工具。直到唐昭宗景福二年，在藩镇威胁下，才把神策军最后废除。
随着一声号角，两界山上的
人们，抬头望去。
竟然是皇帝陛下，御驾亲征来了。唐皇李文剑，在人们的护送下，亲自来到了两界山。军队在空气中，散发出浓烈的气息，杀气十足。
历史上皇帝御驾亲征的事例数不胜数，有的是开国皇帝御驾亲征打江山，本身就是马上皇帝；有的虽然不是开国皇帝，但为了解除边患或平定叛乱，也效仿先皇御驾亲征，或为了鼓舞军队士气，或好大喜功树立个人的天子神威；第三个御驾亲征的原因，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心理作怪，开疆拓土的需要。
第四个御驾亲征的原因，是因为某个原因复仇，不亲自上阵不解其恨。皇帝御驾亲征原因多多，结果也各有不同。作为皇帝能够御驾亲征确实能激励士气，可有的御驾亲征胡乱指挥，有的御驾亲征被俘被杀；或御驾亲征导致亡国之恨。当然，达到御驾亲征目的，开疆拓土，完全统一大业或半壁江山霸业的帝王也不乏其人。
历史上，刘邦是第一位御驾亲征而统一天下的皇帝，刘邦之后，光武帝刘秀、昭烈刘备、吴大帝孙权、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魏高贵乡公曹髦、前秦大帝苻坚、宋武帝刘裕、宋文帝刘义隆、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隋炀帝杨广、唐太宗李世民。
开国皇帝，大多御驾亲征奠定江山宏图
江山，大多是打出来的。西汉的江山，是汉高祖刘邦御驾亲征打下来的；东汉的江山，是光武帝刘秀御驾亲征打下来的；三国的江山，是刘备、孙权、曹操三位英雄御驾亲征打下来的；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是有名的乱世，那些割据一方的开国帝王，象宋武帝刘裕、前秦苻坚、下达“杀胡令”的冉闵大帝。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后梁太祖朱温、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周世宗柴荣等，无一不是能征惯战的元帅级人物。
当然，江山打下来不易，也会付出惨痛的代价。汉高祖刘邦遇“白登之围”，差点被俘丧命，听了陈平之计以美女贿赂匈奴王才得幸免，一百年受尽匈奴“和亲”之辱；刘备为替关羽报仇亲率大军东伐，不但自此孙刘联盟破裂，而且兵败后病死白帝城；前秦天王不听王猛规劝，坚持南伐东晋，淝水一战草木皆兵，统一伟业梦碎。
隋朝的隋炀帝与唐朝的唐太宗，都不是开国皇帝，但都是对隋、唐有很大军功的马上天子。
隋炀帝在历史上落了个臭名声，原因主要在于他劳民伤财，穷兵赎武，引起了农民起义而亡国。实际上，隋炀帝在平定江南陈国时是领军元帅，对隋朝统一全国立下赫赫战功，继位后开创科举制，开凿大运河，御驾亲征高句丽，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只不过胜者王侯败者贼，他没有成功而
已。
隋炀帝曾经三次远征高句丽，也就是现在的辽东地区和朝鲜地区。在征高句丽之前，隋朝取得了一系列军事上的胜利，突厥、契丹、吐谷浑、林邑、琉球，真腊、婆利、倭国等在隋朝的军事打击下纷纷臣服，视大隋为宗主国，大隋天子为“天可汗”。
但意外的是，辽东地区的高句丽并没有被大隋吓到，不但不服，而且扰民，这勾起了大隋天子的怒火，决心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问题，于是远征高句丽的战役爆发了。隋炀帝集结了百万大军御驾亲征，未料到由于他的指挥失误，制定的平定高句丽的国策也有问题，竟然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三次征伐高句丽也未能降服这个彪悍的民族。
当接力棒到了唐太宗手里的时候，李世民可是个雄才大略的主，手下有李绩、李道宗、薛仁贵等名将，李世民御驾亲征高句丽，决心彻底治服这个屡攻不下的彪悍民族。
李世民亲自去慰问生病的士兵，替受伤的大将李思摩吮血，唐朝百姓主动参战，乃至到了“募十得百，募百得千，一些没能跟随出征的人，都愤叹郁邑”的地步。终于大败高句丽。唐太宗病逝后，唐高宗继承乃父未竟遗志，最后扫平辽东，设安东都护府。
为什么御驾亲征这个词能妇孺皆知呢？大约是市井街巷里，普通老百姓对于皇帝、战争都有着极大的好奇和丰富的想象，而“御驾亲征”这个词，高端大气上档次，正好迎合老百姓的心理。
有一个问题你一定感兴趣：皇帝上战场，到底怎么去？按说行军打仗当然应该骑马，可皇帝金贵的龙体要是让马给颠坏了，咋办？要是没留神磕着碰着，咋办？要是没坐稳摔在地上又被马踩上几脚，咋办？
“御驾亲征”给了我们一种解释：皇帝上战场也许是坐车去的，必要时才骑马。“驾”字本义指车乘。帝王所乘的五种车乘被称为五辂，其中革辂就是专门应用于兵戎之事的，比如阅兵、演习之类，亲征当然也属于此。
不过车驾本身又慢又重，完全不利于行军，主要应该还是应用于出征和凯旋时的一系列仪典。毕竟，到了两军阵前，再怂的皇帝也不会放过上马定乾坤的耍帅机会的。
御驾亲征，绝对不会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左传》有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国家最大的事就是祭祀跟打仗了。《周礼》将古代的礼仪制度结构划分为“五礼”，“军礼”排在第四。而皇帝亲征，无论从以上哪个角度看，都是一顶一的大事。
既然是大事，就一定不会简单，想要御驾亲征，先得把大臣们搞定。亲征虽然能振奋士气，但毕竟有风险，万一出了差错，也不是闹着玩的，所以文武百官
一定不会听之任之，让皇上轻而易举的出征成功。
搞定大臣之后，就可以择日具体实施御驾亲征的行动了。作为礼仪之邦，繁杂的出征流程一定不会少，具体的操作方法始于商周时期，后世历代不断补充完善，主要组成部分有：
相关准备工作。包括军队的戒严、祭祀用品的准备和安放、仪仗队的训练到位等等。
以上天为对象的大型祭祀活动。皇帝是天子，亲征也就是替天行道，因此需要祭告昊天上帝以求得庇佑。皇帝本人及参加的文武百官要事先斋戒，祭祀时则有献酒、献牺牲、献币帛、歃血、烧柴等不同环节，同时穿插皇帝更换不同的礼服、乘坐不同的车辆。
以祖先、土地神为对象的中型祭祀活动和以山神、河神为对象的小型祭祀活动。这些活动的级别相对低一些。尤其是针对河岳山川的祭祀，主要是由相关官员完成，皇帝一般不参加。而且，对河岳山川的祭祀持续于整个出征过程，途径一地，即祭祀当地的名山大川、行道诸神。
点将誓师，由皇帝本人或皇帝委派的官员完成。说明出征的理由、目标，明确军纪，再有就是加油打气了。
宣露布，后魏时期，皇帝亲征每取得一战胜利，为了周知天下，都把写有捷报的布帛挂到竹竿上，称为“露布”，让士兵举着四处通报。此后，这一活动被沿袭施行。
凯旋，献捷于太庙。大家懂的，皇帝出征，无论打没打跑敌人，只要皇帝本人平安回来了，那都得叫凯旋。所以，礼乐、献俘、论功行赏、大臣上表庆贺之类，必须是御驾亲征的标配。
一般而言，皇帝御驾亲征，以万乘之尊，驭百万之师，自然人心踊跃，争效死力，理应具有攻则必克、战则必胜的战斗力。
吊诡的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从未发生。
隋炀帝三征高丽，不仅损兵折将，而且终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以致江山易主；唐太宗以盛世雄兵东征高丽，却坐困于“东瀛小夷”，不得已班师而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庸碌无为的唐高宗李治，竟然成功征服高丽，而李治恰恰没有御驾亲征。
英明之君，亲征而败；庸碌之主，放权反胜，这里面藏着什么玄机？让我们回放隋炀帝和唐太宗的亲征剧情，看看有哪些东西值得今人玩味。
隋炀帝以高丽王“藩礼破阙”，决定备兵讨之，化“蛮夷之乡”为“冠带之境”。次年，天下雄兵如期集结，这时，隋炀帝问后来官至太史令的庾质对战局的看法，庾质说战之必胜，但是只有一条，皇帝不能亲征。隋炀帝闻之不悦，悻悻地说，你要是害怕，自可留此。遂决意亲征。
庾质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大军进渡
辽水，围辽东城。隋炀帝临战下了两道诏书，一曰“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庸专擅”，相当于夺了将军的兵权，违背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统兵原则；一曰“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是摆高姿态，我王者之师，吊民伐罪，非为杀戮。
两道诏书铸就高丽人的护身符：隋军如攻城甚急，高丽人就宣称投降，诸将便不再进攻，先驰奏炀帝，等诏令传来，城中守御也重新搭建完备，再度抵御隋军进攻。如是循环往复，隋军始终攻不下辽东城。结果，最初九军渡辽，凡三十万众，班师回朝时只剩下二千七百人。
隋炀帝败在他的过度干预，他把自己的触角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将军们噤若寒蝉、动辄请示，不能随机应变、果断从事，又怎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
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丽，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不料大军在安市这个地方受阻，一时无法前行。这时有高丽俘虏进谏说，安市人顾惜其家，未易猝拔，乌骨城守将垂老，不能坚守，不如移兵进攻乌骨城，朝至夕克，其他小城必然望风投诚，然后收其钱粮，鼓行而前，直指平壤。这本是一招妙计，诸将也欣然同意。
唐太宗将从之，长孙无忌独曰：“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侥幸。”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怎么能做出乘人之危这样令人不齿的事情呢？一番道德说教，唐太宗遂放弃进攻乌骨城，并力攻城。结果，安市久攻不下，屯兵日久，粮食将尽，而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将士多不适应，不得已铩羽而归。
唐太宗败在他的道德洁癖：既然是天子征伐，就应该有天子气度、皇家风范。然而，“兵者，诡道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也”，哪里有那么多光明正大、器宇轩昂？谋略是没有道德属性的，所以马基雅维利才比喻说，君王应该兼具狮子的凶残和狐狸的狡诈。
在隋炀帝首次东征五十年、唐太宗首次东征二十年之后，唐高宗李治居于深宫，遥定高丽。当时唐高宗“欲自将大军”，皇后武则天抗表谏亲征高丽，唐高宗遂罢亲征。
御驾亲征是否一定导致失败？从史料来看，这样的例子的确很多。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道：“苻坚不自将以犯晋，则不大溃以启鲜卑之速叛；窦建德不自将以救洛，则不被擒而两败以俱亡；完颜亮不自将以窥江，则不挫于采石，而国内立君以行弑。”基于此，王夫之得到结论：“天子讨而不伐。”
当然，御驾亲征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失败的例子仅仅像显影机制一样，呈现出御驾亲征的某些弊病。对领导者而言，如果对下
级干预太多，甚至大包大揽，权力向上面集中，责任向下面分散，下级就会跟隋炀帝手下的将军一样，一切唯上、失去自主，结果反而没有效率。
“讨而不伐”是一种胸襟，更是一种智慧。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谁知有时候，亲为反而无为，无为反而有为。
帝带兵出征叫做“御驾亲征”，不过，这御驾亲征的事情还是很少的，不为别的，皇帝亲征那个响动儿就实在是太大。
所以，皇帝一般都是坐在京城里遥控指挥，不到万不得已，也就是不到关乎国家生死存亡，一般都不会亲征。
可是，刘备当皇帝的第二年，却亲率大军征伐东吴，其结果是被东吴的陆逊打败。刘备的这次亲征，不但损失了蜀国的很多兵将，使蜀国大伤元气，也因为恼羞于这次失败一病不起，间接导致了次年的死亡。那么，刘备伐吴为什么要亲征呢？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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