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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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由皇太极主导的进攻旅顺、将护国军驱逐出辽东半岛的军事行动，在护国军登陆貔子口之后，形成一场灾难。八旗官兵在即将陷入包围的战略态势下进行的撤退行动中，虽然有不少大金将士悍不畏死，拼死战斗，但是由于缺乏组织，这些英勇的行为往往成为独立的战斗事件，被护国军有组织的战斗碾碎，没有对战局产生大的影响。总的来讲，没有展现出以往训练有素、纪律严明、骁勇善战的风貌。而是在护国军持续不断、大范围穿插的侧翼打击下，溃不成军。凸显出一支中世纪的军队和一支近代军队之间的差距。

    如果说在军事上，后金依靠森严的军纪、紧跟时代的谍报系统和武器装备，与没有摆脱封建军事体系藩篱的大明尚有一拼的话。那么在政治这种上层建筑上，后金的落后性就展示出更加巨大的差距。早年间，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所谓女真人采取的是渔猎采集的生存方式，这是人类社会最为原始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攫取型、被动型的生存方式，生产力极其低下，与之适应的社会组织形态极为松散，而且单元极小，一个往往不超过50人的对群却占据了大片土地。因为不事生产的他们，只能依靠这片土地上的自然产物为生，人口密度极低。元末明初，以建州女真为首的所谓女真人开始南迁，在南迁的过程中不断接触到大明、朝鲜这样以农业为基础的先进文明和蒙古这样以畜牧为基础的先进文明，无论是农业还是畜牧都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创造性的生存方式，不再被动依赖大自然的自然产出，养活了更多的人口。这些南迁的部落在与这些先进的文明的接触中不断的进步，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都得到大幅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促使其社会形态发生变化，社会组织更加紧密，南迁的女真诸部逐步迈入了奴隶社会，形成国家体系。其中以建州女真南迁最早，接触先进文明时间最长，因此生产力也最为发达，奴隶社会的形态更为鲜明，这也是建州女真统一女真诸部的物质和社会基础。然而，除了农业之外，渔猎和放牧的生产方式始终在女真人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相当大的比例。即使是较为发达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大规模使用牛耕和先进铁质农耕工具也是在万历中期以后，刀耕火种这样初级的农业生产方式在女真诸部中历史更为悠久。正因为如此，女真人在接触周边各个先进文明的过程中，在文化上受到与他们分散、具有流动性的生产生活方式更为接近的蒙古游牧文明的影响更大，而不是在组织上更为先进的中原农耕汉文化。比如女真人使用蒙古文字作为自身的书写文字，在女真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其实是蒙古人，努尔哈赤的头号智囊、文胆——喀尔德尼就是个精通蒙文的蒙古人。连努尔哈赤都说过，汉人、朝鲜人和我们语言也不同、风俗也不同，所以他们两个是一伙的；蒙古人和我们语言不同，但是风俗相似的很，所以我们两个是一伙的。这正是女真人在生产力发展阶段上与蒙古人相似所导致的。当铁木真统一了草原诸部，其建立的大帝国远达非洲、欧洲，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然而其身后的帝国却发生了分裂，他没有意识到，当他按照草原的习俗把打下的江山当做个人财产一样分配给自己的儿子们时，分裂就已经不可避免，依靠“库里勒台”这样的盟会形式，是不可能维系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的。当北元朝廷退回到草原之后，草原游牧落后的经济基础瓦解了北元朝廷这种相对先进的上层建筑，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同样无法存在。同样，以渔猎这种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政治形态在后金政权中还拥有着相当大的势力和习惯基础。努尔哈赤本人也不可能超越时代，超越他生存的环境。他同样按照草原传统的习俗把自己的国家像个人财产一样分配给自己的子侄们，在两次立嫡失败后，还煞费苦心的安排“四大贝勒共治”这样的政治制度，希望在自己身后，子侄们能够和谐共处，他创建的大金国能够千秋万世。然而，在另一个时空的事实是，皇太极杀害了自己多名有实力的兄弟子侄，其中不少是至亲至信，用血腥的手段血洗权贵，巩固了唯我独尊的至高无上的皇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大金国的国祚倒是延续了下去，但是并不是以努尔哈赤所希望的“四大贝勒共治”这种兄弟亲睦的形式，而是恰恰走向了其反面——中央集权，能够威胁到皇权的血亲骨肉是第一位要被清除的，哪怕是像德格类这样的皇太极的铁杆粉丝。可是在这一个时空，王进贤并没有给皇太极太多机会。连续不断的骚扰和破坏，各种低烈度的战争，使得皇太极不敢在内部大动干戈。改革也是需要环境的，和平时期更容易从容地进行改革。而不绝的动荡，会使领袖的权威急剧下降，改革会冒更大的风险，加剧内耗，这是皇太极不敢轻易尝试的。在戎马倥偬之间，皇太极只处理掉一个注定要出局的阿敏贝勒，其余的，像代善、德格类、莽古尔泰等人依旧在为大金国的存亡而出生入死，他们在后金统治集团内部都享有极高的威望，在这种情况下对他们下手，恐怕会尽失人心，谁还会为他皇太极不顾生死的去作战。稍有波折，就会激起变动，根本不容他皇太极有收拾的机会。这是皇太极不敢着手进行中央集权改革的原因。

    如今，皇太极所坚持的联合大明，打击护国军，攻击旅顺的战略计划遭遇重大挫折，后金政权的支柱——军队遭受重大损失，皇太极的威望不免受到极大损害。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权贵们共商共治的治理方式不免沉渣泛起，皇太极刚刚苦心建立起来的大汗一言九鼎的权力格局将受到严峻的考验。

    二、

    在大明这样中央集权极为发达的权力结构中，即使权势熏天如魏忠贤者，崇祯皇帝刚刚即位，动动小手指头，就能让魏忠贤的势力灰飞烟灭。而在后金这种中央集权初步确立、八旗权贵拥兵自雄的权力结构中，汗权的效力就要弱上很多。虽然不能说人多势众决定了权力的大小，但是权贵们手中的实力还是还是衡量其地位的重要依据。旅顺大败之后，掌控两红旗的大贝勒代善的态度变得重要起来。两红旗共有50个牛录（在小说中，前次代善攻打金州失败后，被努尔哈赤剥夺了一牛录，在历史上应该是有51个牛录），在后金政权中本来就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代善又是嫡长子，曾经被立为皇子，其威望也是颇高的。这些年来，王进贤系统以皇太极好战、诡诈多变为由，始终通过代善的两红旗与后金进行明的暗的贸易活动，致使两红旗在经济实力和吸收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力上也大幅进步。对此，皇太极虽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毕竟以后金孱弱的生产能力来讲，也确实需要这么一个贸易渠道获取后金政权赖以生存的物资。而除了这条渠道，其他渠道的产品价格又贵，质量也差，而且渠道还相当的不稳定。代善为人宽厚，虽然独占进货渠道，但是并没有借势抬价，而是以比较公平的价格将物资转卖给其他各权贵，在后金权贵中的声望与日俱增。代善也由此自然而然的成为了后金政权中主和派的领袖，而皇太极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主战派的领袖，虽然所谓的“主战”与“主和”都不是绝对的。代善对此次远征旅顺持保留意见，在作战上出工不出力，还留下了最为精锐的两红旗巴牙喇。这样一来，旅顺大败之后，两红旗已经俨然是实力最为强大者。要实力有实力，要威望有威望，代善的意见自然举足轻重。

    在后金政权中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则是正白旗旗主多铎。努尔哈赤生前掌控两黄旗，共有66个牛录（包含剥夺代善的1个牛录，历史上是65个）。后来分别给了大福晋阿巴亥给他生下的三个儿子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各15个牛录，他自己保留21个牛录作为亲军，还指示以阿济格为镶黄旗旗主，多铎领正黄旗。按照草原的传统，和成吉思汗死后将自己亲领的财产留与嫡幼子拖雷一样，努尔哈赤死后将自己所亲领的最精锐的21个牛录传于嫡幼子多铎（包含剥夺代善的1个牛录，历史上是20个）。这样，多铎就拥有后金战力最为强悍的36个牛录，而此时的皇太极的正白旗仅有25个牛录。皇太极即位后，立即将准备交给多尔衮的镶白旗收入囊中，掌控了两白旗。不久后，又将两白旗变为两黄旗，排在其他旗纛之前，以符合自己大汗的身份。与此同时，两黄旗变为两白旗，失去了最为高贵的地位。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多铎和阿济格掌控的两白旗依旧是后金政权中最为精悍、人数众多的两个旗。在另一个时空中，大清的天下也确实有赖于多铎和阿济格两个人所领的两白（黄）旗出生入死，南征北战，以至于乾隆皇帝都说多铎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虽然此次旅顺大败两白旗也损失惨重，但是其底子犹在，话语权不减。相反由于皇太极权威的降低，按照传统作为继承家业的嫡幼子，多铎的话语权相对提高了。多铎的亲母阿巴亥大妃当年被皇太极所逼杀，欺负其年幼而夺走汗位，此次又损兵折将，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对皇太极的不满，年轻气盛、不善掩饰的多铎平日里已经溢于言表。

    但是多铎还是太年轻了，在波谲云诡的政坛，仅有实力是不够的。在议政大会上，多铎刚蹦跶了一下就被代善和皇太极两位最具威望的贝勒的联手打压下去。两位具有宏观视野的老牌政治家都明白，在此多事之秋，内讧绝对是自寻死路。在他们两个人的团结带领下，后金政权又一次展现出勃勃生机。皇太极和代善的意见出奇的一致：在眼下，后金政权最为合理的选择是议和。同时要凝聚力量，在议和不成的情况下，做好充足的准备殊死一搏。

    三、

    “不能就这么轻饶了他们，他们犯下滔天的罪行，应该受到应有的处罚。我不同意这些议和的条款，这对于胜利者是屈辱条约！”刘师吉愤怒的找到王进贤，发泄他心中的不满。

    自崇祯九年京城建制会议期间发生了“三一二事变”，高迎祥、孙昌龄死难，王进贤被软禁，全国革命形势一时发生逆转，全部变色，连王进贤都接受了大议会政府授予的大议会副议长之职。全国上下只有刘师吉率水师右营一部在旅顺高举革命大旗，坚持革命斗争一年多时间。期间又在很少的支援下，经受了后金政权以倾国之兵猛攻数月之久。因此，刘师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威望与日俱增，几乎成为坚定革命的一面旗帜。他的想法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坚决革命者的想法，要获得他们的支持还需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

    王进贤招呼刘师吉坐下，反问他：“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刘师吉：“建奴经历此次大败，精兵良将毁于一旦，全军上下士气低迷。如今他们龟缩于辽沈，所仗者，辽沈之坚城也！时代已经进入火器时代，城墙已经不是阻挡我们脚步的障碍。您所拨调的口径两尺的大炮正在跋山涉水的向沈阳前线行进。在这么大口径火炮的攻击下，辽沈的城墙不过是螳臂当车，不能挽救建奴覆灭的命运。我军刚刚获得大捷，士气正盛，正应该再接再厉，一举拿下辽沈，荡平建奴，恢复国家对辽东的统治。”

    王进贤有点生气：“我和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要用‘建奴’这个称呼。‘建奴’这个称呼是汉人对建州女真人的一种鄙称，包含着民族歧视的成分。我和你说过多少遍了，阶级矛盾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民族矛盾是次要的。把眼睛盯着民族矛盾是狭隘的、不成熟的。你看，在后金政权中，当政者难道就只有女真人？不是这样的，有汉人、有朝鲜人，他们不是一样作威作福，欺压普通人民？就是在女真人内部，海西女真人和野人女真人就和建州女真人完全一条心？地位就比汉人和朝鲜人要高上一头，事实不是这样的。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难道不是还有很多的女真人？像劳扎，作为纯正的建州女真人，他曾经出生入死为后金政权拼命，还受过重伤，受到努尔哈赤的赏赐，成为后金政权的小贵族。在被我们俘获之后，经过教育，明白了是非，明白了只有不断的劳动、不断的创造新的价值，社会才会不断的发展，人民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奴隶主贵族依靠野蛮的屠杀和抢掠获取价值，实际上大大破坏了社会的生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大大降低了人民生活的质量，因此是历史的罪人。因此，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的阵营，还成为重骑兵营的营长，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前不久的‘武强大捷’中，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你说，怎么能够以民族为壑，把女真人整整一个民族推到我们的对立面呢？”

    刘师吉冷静了下来：“老师教诲的是，是我狭隘了。但是难道我们不应该一鼓作气，拿下辽沈，推翻后金奴隶主贵族的野蛮统治，还辽东大地以全新的社会秩序吗？用先进之共和主义代替残忍落后的奴隶主贵族统治吗？”

    王进贤：“你说在建制会议期间，为什么会发生‘三一二事变’？为什么事变一发生，全国就立马变色？”

    刘师吉气鼓鼓地道：“都怪齐仓、周道明他们软骨头，革命立场不坚定！”

    王进贤叹了口气：“你说的都是个人行为，个人或许在历史进程中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不可能逆历史潮流，那些成就了一番事业的人，做的都应该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事情。齐仓和周道明虽然位高权重，但是如果全国人民一致支持革命，他们权衡利弊怎么可能做出和革命南辕北辙的事情来？

    你说，我们宣布进行‘二次革命’的时候，为什么除了四川的张献忠和河南的李自成，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和势力都站在了我们的对立面？甚至连山东省内部也有大量明目张胆反对我们的力量？”

    刘师吉沉默不语。

    四、

    王进贤继续道：“那是因为传统的封建土地经济仍然在目前的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作为封建土地经济的获益者、代言人、中坚力量——封建官僚地主阶层仍然拥有很大的力量；而作为被压迫者，传统的农民——佃农、贫农等，一是在经济上仍然是土地经济的附庸；二是在政治上他们没有参与政治、改变自己命运的组织、传统和习惯；三是在思想和能力上，他们无力改变现行的制度。像张献忠，一路烧杀抢掠，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知识和财富的传承，几乎是历史的罪人；李自成自出河南之后，虽然面目焕然一新，约束部下，不再进行烧杀抢掠的勾当，但是他提出的口号也不过是‘均田免粮’，他想干什么？不过是想当又一个封建君主，想当皇帝，根本没有改变社会现状的可能。

    只有在登莱地区，由于大规模工业的发展，中小资产阶级才占据了社会的主体地位，我们才能够依靠他们取得一定的胜利。但是，不要因为这几场胜利就被冲昏了头脑，认为革命的形势一片光明，一片大好，认为革命就必然会取得成功。恰恰相反，革命的面貌虽然有了改观，但是革命的基础并没有发生改变。而且由于和全国性的反动势力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我们所依靠的以登莱地区为主体的全国中小资产阶级反而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敌我力量在实质上的对比比之二次革命之前不是缩小了，反而是拉大了。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随时面临着夭折和失败的风险。

    不要忘记，薛风祚还在济宁州苦苦支撑，承受着来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以周道明为首的苏军的强大攻势；不要忘记，以袁崇焕为首的边兵和自强军还拥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他们游弋在河北省南部，觊觎着我们可能的漏洞和失败；不要忘记，郑芝龙和卢国仕还在福建和江西坐山观虎斗，你以为他们真的只求自保吗？不要忘记，我们几乎还只控制着山东一省，敌对势力占据着全国绝大多数的国土，拥有巨大的战争潜力。

    我们现在的任务不是要除恶务尽，消灭掉一切反对我们的力量。以现在的力量对比，这么做的话，消灭诸多带有统治色彩的阶层，外加战争带来的伤害，恐怕会消灭掉全国7成的人口。而且如此血腥恐怖的统治，恐怕最后失败的一定会是我们。我们现在最迫切的任务不是急于进行斗争，而是稳定国内的局势，发展生产，恢复国家元气；捋顺各方关系，整顿吏治，缓和矛盾；加速工业经济在全国的发展，培育中小资产阶级和自耕农等平民阶层，缩小社会阶层差距，扩大我们的执政基础和支持力量。这才是我们当前应该关心的事情，到时候，革命的胜利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只有改变新旧势力的对比，才是革命胜负的关键手。至于打几个胜仗，争得多少土地，给自己的人生增加几分光彩，这都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的事情，是万历皇帝和努尔哈赤这样穷兵黩武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相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让我们去关注战争本身，而忘记了战争不过是政治的一种手段而已。战争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是战争本身。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人民的幸福生活和国家的光明前途，而不是个人的荣辱。”

    刘师吉：“那我也觉得，在谈判中，应该让他们回到赫图阿拉旧地，恢复旧疆，不应该让他们继续在辽沈地区破坏生产、欺压人民！”

    王进贤长叹一声：“怎么可能嘛！从逻辑上看，大金政权不可能放弃辽沈这片他们所掌握的最为富庶的土地，这片土地关系着大金政权的兴衰存亡。有这片土地，大金仍为大金；失去这片土地，解放了大量奴隶，大金政权便是徒有其表——以建州女真奴隶主贵族为首的大金政权就只能退回到浑河上游苏子河流域的故地了。失去了最大的经济支柱，没有大量的奴隶为他们耕种大片肥沃的土地，大金政权根本无法维系庞大的常备军，只能将四处纠集来的各部勇士放归山林，让他们自谋生路。从此大金政权只能维系一支数量极其有限的常备军，其余的军队只能变成一支季节性的军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从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在大金政权的议政会议上，大金政权的两巨头——皇太极和代善都认为，保住辽沈地区以为根本是他们议和不可逾越的底线，他们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退缩。

    况且，什么叫做故地？建州女真就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苏子河流域吗？他们就能被视作是赫图阿拉及周边地区的主人吗？不是这样的。建州女真到现在才刚刚走出蒙昧，刚刚根据蒙古语形成了自己的文字，因此对于他们早年的经历我们一无所知，但是他们很有可能是黑龙江流域丛林里游徙来的渔猎民族。到了元末明初，他们已经迁移到长白山牡丹江流域，被元朝政府册封为胡改里万户和翰朵里万户两个万户府。到了洪武年间，这两个部落东迁，胡改里部迁移到绥芬河流域，翰朵里部迁移到图们江流域。到了永乐年间，两个部落先后设置建州卫和建州左卫。此后不久，处于两卫之间的毛怜部被明朝政府招抚，设置毛怜卫，被逐渐纳入建州部落体系。从永乐末年，这三个部落又开始纷纷迁徙。经过多年转徙，这三个部落的主体部分才逐步到达了苏子河流域。当年这片土地是夹在大明和朝鲜之间的一片荒芜之地，人迹罕至，是建州女真的先人们披荆斩棘、励精图治才有了立足之地，在此地繁衍生息。这么看来，苏子河流域也绝非建州女真人世世代代的居所，甚至可以说是大明的故地。但是此地一直就是我们汉人所有吗？恐怕也不尽然。如此追溯，了无尽头，怨怨相报，什么时候能够穷尽？所以说，不必揪住这些问题不放，只要人民能够得到幸福，生活安康，何必在这些事情上斤斤计较。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能暂时从权。第一，我们并不放弃对辽沈地区的主权，只是将辽沈及铁岭、安乐等地区租给大金政权，大金政权每年都要给我们上缴大笔租金；第二，我们要求大金政权答应我们，善待滞留在租种土地上的汉民，不允许以阿哈之地位待之，而要待之以诸申之地位。”

    刘师吉紧握双拳道：“土地、人口皆操之人手，我们束手在侧，如何能保证汉民不受欺压！恐怕会沦为一句空话。”

    王进贤：“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我把你留在辽东，你要注意把握政策。既要保持同大金政权的和平友好关系，为我们平定国内动乱、缓和阶层矛盾、发展经济生产创造良好的环境，争取我们北方边境的安宁；同时，也要采取各种手段保障滞留在大金管理下的我方汉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他们做人的尊严，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力。建州女真不断南迁的过程，也是一个他们不断征伐，将大明、朝鲜、以及周边其他民族人民掠夺变成他们的奴隶的过程。因此，受到各个民族的反抗，大明和朝鲜多次出兵打击建州女真各部，释放被他们劫掠的各族人民，要求建州女真不再袭扰大明和朝鲜的城镇和百姓，但是这些承诺维系的时间并不可能很长，这是由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制度决定的。以大金现在的状况，让他们完全摆脱奴隶制度是一个十分艰难的任务，正如你所说，大金虽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但是很难彻底做到。因此，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争取做到斗而不破，不要大规模重燃战火。

    你说，为什么建州女真那么多代人，矢志不渝地从北边极荒山林之间向南迁徙，还不是希望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怎么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答案只能是发展生产力。建州女真不断南迁的过程，在经济上就是不断由渔猎生产模式向农业生产模式进化的过程；在政治上，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则是一个不断由原始部落队群，向部落联盟、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进化的过程。要根除他们奴役各族人民的制度，需要发展生产，革除旧俗。

    因此，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也要争取全面变革大金政权的性质，在充分发展先进生产、发达经济的基础上，尽快使其从奴隶制政权跨越封建制度，向新民主的共和制度转变。如此一来，大金政权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全面向我们中华靠拢，那么就没有什么华夷之辨的区别。我们历来不主张以民族为壑，而是主张以文化认同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到那时，大金政权及其所属各民族人民，和好共存，无疑都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五、

    崇祯十年五月初四，经过艰难的谈判，大金政权和护国军政权迅速签署了和谈协定，双方罢兵休战；大金政府租用护国军政府所属辽沈等地区的土地，租期十年，每年交给护国军政府20万两白银；同时，大金政权承诺，保证全面废除奴隶制度，不再奴役各族人民，大金政权与滞留在辽沈等地区上的汉民是雇佣关系，而非奴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