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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养身性格:明白与糊涂之间仅一线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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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口,不议人短长

    治口就是慎言语,即不议人短长,曾国藩遵循的尤其是不背后议论人。中国有“祸从口出”这句话,曾国藩加以发挥,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天下的事变化很多,变化的道理更深不可察。人情难知,天道更难测,别处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地大加议论。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的听闻本来不多,多疑则全不阙,言则更不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

    对曾国荃自视过高的缺点曾国藩作为兄长则猛加敲打。一次曾国荃读唐代文章,断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曾国藩不以为然,他认为是非都有适用的范围,这样轻易下结论是阅历不深、视天下与后世太轻的缘故,于是去信说:文章一篇,就能让天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与后世看得太轻了。这间屋里所谈论的是非,换一间屋子可能他就不以为然,换一个地方则说法更要发生变化。这乡人所推服的贤士,换一乡则不认为是贤士,如果换到另一府去,就会多次发生变化而不是一次变化。何况天下呢?何况后世呢?

    其实,曾国藩自己早年也有评头品足、议人长短的毛病。他的好友陈作梅对他说:“见得天下皆是坏人,不如见得天下皆是好人,存一番熏陶玉成之心,使人乐与为善。”曾国藩的日记中说:陈的话是“讽余近日好言人之短,见得人多不是也”。

    由于“口祸”招致他人忌恨,曾国藩在守丧期间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事实上,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了由于改变了处世的方法而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在一年以后,再次出山,曾国藩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说道:“国藩从官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但是曾国藩经过深刻的心理反思和多年的实践,非常真切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精明和旷达。

    看到别人获取成功性格,不要嫉妒,要暗自下决心,超过他,才是真正获取成功性格的高招。如果不认清这一点,会很恐怖的,只有自己气自己。曾国藩之所以获取成功性格,是因为他豁达坦荡,蓄养生机。超过一个能力超过自己的人,等于超过十个与自己能力差不多的人。这才是获取成功性格的真正要诀。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得过且过的性格容易使人止步不前,或者半途而废。世上伟大的事业,绝非那些做事“得过且过、缺乏耐心”的人所能完成的,只有那些意志坚决、不辞辛苦、十分热心的人才能完成这些事业。一个有生气、有计划、有远大目光的人,一定会不辞任何劳苦,聚精会神地向前迈进,他们从来不会想到“得过且过、缺乏耐心”这些话。

    曾国藩的为政之道是:“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为政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就受不了了。

    在曾国藩看来,为政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情。

    所以为政要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曾国藩对耿恭简所说的“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有更深一层的理解,他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可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1862年,曾国藩率部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去。

    治心治身,必有品格

    曾国藩讲心身并治,口体兼防。他认为“治心之道,先去其毒”,表面愤激,没有涵养,有一点长处即向人炫耀,有一点不顺就勃然大怒,这都不是“有厚福之人所为”。有襟怀、有器量、有品格的人,心如鼎镇,志如磐石,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

    曾国藩说道: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谁都要养心,因为必须要有心计,才能活得舒服。曾国藩认为:养心修身,理不必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话,就是要守约。古人患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事业进步的时候,其功表现出胸怀坦荡,其效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到大磨难的时候,把心放得下,养得灵,有乐观的心胸,坦荡的意境,即使身体受了外感,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曾国藩以身养心,是大家风范,因为他不得不那样做,世事混浊,不得不行。

    古往今来,凡能成就大事者,无不具备“内圣”的素质。贤者有云:“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攫鸟噬人的法术。故君子要外挺内坚,才华不逞,才有任重道远的力量。”这大概可以形象地诠释“内圣”这句话的具体含义。

    曾国藩以大乘的“内圣”法行世,深得古代圣贤之精髓、要旨和开明君王的治世之道。以经时济世的儒家礼学为依托,他的人格修养、道德学问自有特殊的造诣,绝不是当时一般的汉学家、理学家、文学家所能比拟的。

    所谓治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苦其心志”“曾益其所不能”的功夫,是“天将降大任”前的首门功课。李鸿章说:“我老师之有成,乃善治心也。”

    在中国近代史上,生前死后毁誉皆当其极的人物,恐怕非曾国藩莫属了。镇压太平天国、倡办洋务,使曾国藩赢得了“中兴名臣”的桂冠;处理天津教案、媚洋虐民,又使他声名扫地,几成过街老鼠,“国人皆骂”。曾国藩说自己晚年仕途,“皆画蛇添足之笔”。有一代“儒宗”之称的纵横家王运批评曾国藩一生“为谨守所误,令万民涂炭,仍然问心无愧,是儒家之罪,与张浚差不多”。

    因为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曾国藩的评价当然会有很大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但也有众口一词之处,那就是肯定他意志坚卓、治心养性的修身术。

    江苏巡抚何上给清廷的奏文说:曾国藩经历“数年坎坷艰辛,当成败绝续之交,持孤注以争命;当危疑雷撼之际,每百折而不回,盖其所志所学不以死生常变易也”。李鸿章评价他老师所以成功是因为“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也是讲曾国藩以意志、品格而取胜。

    对曾国藩意志品格解剖得较彻底的是梁启超。他说:“凡古来能成大事者,必其自胜之力甚强者也。”“志不足恃,气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为足恃。”曾国藩“功成业定之后,论者以为乘时际会,天独厚之;而岂知其停辛伫苦,铢积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则其为失败之人,无可疑也”。

    曾国藩早年跟从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研究性理之学,又深受王夫之(船山)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注意把二者结合起来,提升到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就是说曾国藩十分注重品格修养和自我完善,他能够有外王之效,成为“办事兼传教之人”,不能不说得自内圣之法。

    曾国藩总结出养心治心、修身悟道的一整套办法,如《养生之法五事》、《八本说》、《不忮不求四箴》、《十三字功》、《东坡五字诀》、《八德自勉戒》、《四言箴规》、《达生编六字诀解》等。这些精神品格修养的箴言,有的得自祖父辈及他个人的经验积累,如《养生之法五事》中的“眠(睡觉)、食(吃饭)有恒”及“每夜临睡洗脚”,是他的父亲行之40年,他自己学习后坚持7年,认为大有效果后告诉弟弟们如法遵行,并写进曾门家规中去的。“饭后3000步”他试行一年,认为很有效果,决心“自矢永不间断”;他还肯定地说,如果身体弱的人行之三个月,“必有奇效”。

    内圣可去功名

    功名成败往往是评价人的主要甚或唯一尺度。曾国藩身处名利场,善处功名。认为“个人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毁誉皆不足忧”,而忧贤不登高位,有才者不得施其能,天下愈乱而无治之日。这无疑是他精神境界比较高尚的体现。享有功名后,又以拙诚为天下倡,明知“中兴”无望,但却殚心竭力,生死赴之。他还说,“骤享大名为不祥”,偶然得来的也会偶然失去,这是没有根基、无学养的原因。他还认为古往今来成大事业的人,都是身心极为疲惫之人,但能够应付裕如,必有让心“存活、休养之处”,他说:“心中不苦,才能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但暇心弃置何处,可见日后成败。他举西门庆和苏轼为例,说明“暇心乃是补心”,不是“放(放纵)心”。与“暇心乃补”相关,“学养乃是正心”。人不是生而知之,但可教而知之,这个教包括自我教育、自我完善。

    曾国藩平生“不蹈空言”,注重实效。对治心也不是仅仅阐发理论,而是归于实践。他说:“吾辈治心治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曾国藩以内圣之功,收外王之效,治心修身,兼具儒、道、佛之奥旨。这一点引起了早年毛**的注意。在毛**早期的笔记式日记《讲堂录》中,有许多曾国藩治心方面的格言警句,如“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常用则细,不用则粗”。

    曾国藩治心修身的成功,也同样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20世纪20年代,蒋研读曾国藩的各种文集、遗集后,有感于“其苦心毅力,足为吾人之师资”,准备围绕“治心”的内容,“摘其言行,可以为后世圭臬者,成为一书”,以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但名将蔡锷先行一步,已编成《曾胡治兵语录》,并由梁启超做序,于1917年在上海发行。蒋介石对蔡锷所编的书表示满意,但觉得缺少了最重要的一部分,即曾国藩“苦心毅力”得以成功的内容,缺焉不详。在他看来,这等于没挖掘源头,于是“择曾胡治心之语之切要者,另列一目”,认为这样就“可为后世法”。

    曾国藩注重精神修养、品格陶铸、意志磨炼,这对“拜金”、“拜物”者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精神补药。当然,曾国藩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他的双手染满农民起义者的鲜血,他用血腥维护的大清王朝是江河日下、日趋走向腐朽的家天下,王运说他“令万民涂炭,仍问心无愧”,是有道理的。

    曾国藩“内圣”法修习得一身正气,耿耿峻骨,从未推诿责任或瞻前顾后,那股倔强之气无时不在胸中,令人慨叹。他自到翰林院后,直到死时,鞠躬尽瘁,严于克己,坚贞自守,不仅仅是那个时代所罕见的,即使与古代的贤臣相比,大概也不在其下。

    咸丰元年(1851),曾国藩以其在籍侍郎的身份,练团训勇,他常说,越是处境艰难,就越需要有坚定的意志。待到转战江西之时,处境更加困窘,事态发展不尽如人意,一切行动大都叫人动容;一分钱一粒粮,不苦心经营,就不能获得;一将牟一兵勇,不苦心训诫,就不能参战。曾国藩正是在这种困苦不堪之中,树立起坚韧不拔的意志,终于训练出一支劲旅,歼灭了“流寇”,辅佐了皇上的中兴之业。虽说在困苦忧患的环境中,可以造就一个人的高尚德行与高超技能,不顾外界压力而坚持下去,可以增长人的才智和能耐,但当初艰难创业的时候,确实得有一股“内圣”的顽强挺劲。

    他一生清淡节俭,常给人一种家世清贫的感觉。他为官所得的一切薪俸,都全数用于公事,不曾建造一栋房屋,添置一块土地。吃的是蔬菜,穿的是薄衣,甘于恬淡寡欲,连每次吃饭菜都不超过四种。他家男女婚嫁,花费不超过200两纹银,而且作为家规家训代代相传。他的内心修养,具有唐代宰相杨绾和宋代做过宰相的李流的遗风。

    他为人处世平和朴实,不求标新立异。他平日严于遵循而又持之以恒的,一是“不说闲话”,二是“不迟起床”。即使是对外安抚异国的人们,对内接受降将,交往中一定开诚布公,言谈质朴;对于中外远近的人,他都以诚相待,而被他人认定为办事认真,一丝不苟。无论是在军营还是在朝廷做官,他都从早到晚不曾有稍微懈怠,即使是风雨交加的天气,抱病忧怀的时候,也常常是一听到鸡啼就起床,直到夜半才休息,几十年如一日。

    在大千世界,唯有真正“内圣”的人才能获得成功,唯倔强至诚才能收到实效。取巧和虚伪,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便宜,但终究必定是失败的。曾国藩的一生事业,就靠着“内圣”二字而成功。

    曾国藩生在湖南山间,亢直的性格,使得他去“伪”而崇“拙”。他的“诚拙”的态度,不但帮助他事业的成功,并且能变化他人的气质。

    李鸿章是他的学生,其才气被曾国藩所赏识,并且自以为所不及,但他那种江南人的虚伪性,远非质朴的曾国藩所能看得过。他看出李鸿章的才干可用,而浮巧为其弱点,所以当李鸿章第一次进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便拿出他的“内圣”之法,磨砺起学生来。

    后来李鸿章的功业,未尝不是他老师一番苦心所造成。

    所谓“内圣拙诚”,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埋头苦干”,就是多做实际工作,不做口头宣传。这虽不能完全包括“拙诚”二字的意义,但它的精髓就在于此,所以专说大话而不知埋头苦干的人,是曾国藩所最瞧不起的。而他的湘军首领,都是些不善于说话的人,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胜利,皆取决于此——“内圣拙诚”。

    △曾氏戒傲性格之解密:

    戒傲之法——乐于接受他人批评曾国藩力戒做人有傲性,认为“傲”字能让人处于一种盲目自大、拒人批评的状态之中。他在自己的家书中谈到这样一个道理:做人应当戒傲,其有效方法是接受别人的批评。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批评与被批评的关系。有些人极不情愿接受被批评,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气不打一处来,因此,能否接受被批评成为许多人的是否能够除傲的一大障碍,从中可见其心胸是否敞亮。

    有人说,每个人一天起码有5分钟不够聪明,智慧似乎也有无力感。一般人常因他人的批评而愤怒,有智慧的人却想办法从中学习。与其等待对手来攻击我们,倒不如自己主动接受批评。对手对我们的看法比我们自己的现点可能更接近事实。

    这里告诉你一个故事,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是豪威尔,他深谙做人艺术。

    1944年7月31日,豪威尔在纽约大使酒店突然身亡的消息震惊了全美。华尔街更是骚动,因为他是美国财经界的领袖,曾担任美国商业信托银行董事长,兼任几家大公司的董事。他受的正式教育很有限,在一个乡下小店当过店员,后来当过美国钢铁公司信用部经理,并一直朝更大的权力地位迈进。

    豪威尔先生在被问及成功的秘诀时,曾说:“几年来,我一直有个记事本,登记一天中有哪些约会。家人从不指望我周末晚上会在家,因为他们知道,我常把周末晚上留做自我省察,评估我在这一周中的工作表现。晚餐后,我独自一人打开记事本,回顾一周来所有的面谈、讨论及会议过程。我自问:‘我当时做错了什么?’‘有什么是正确的?我还能干什么来改进自己的工作表现?’‘我能从这次经验中吸取什么教训?’这种每周检讨有时弄得我很不开心。有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莽撞。当然,年事渐长,这种情况倒是越来越少,我一直保持这种自我分析的习惯,它对我的做人艺术帮助非常巨大。”

    一般人常因他人的批评而愤怒,有智慧的人却想办法从中学习。诗人惠特曼曾说:“你以为只能向喜欢你、仰慕你、赞同你的人学习吗?从反对你的人、批评你的人那儿,不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教训吗?”

    在别人抓到我们的弱点之前,我们应该自己认清并处理这些弱点。达尔文就是这样做的。当达尔文完成其不朽的著作——《物种起源》时,他已意识到这一革命性的学说一定会震撼整个宗教界及学术界。因此,他主动开始自我评论,并耗时15年,不断查证资料,向自己的理论挑战,批评自己所下的结论。

    如果有人骂你愚蠢不堪,你会生气吗?愤愤不平吗?我们来看看林肯是如何处理的。

    林肯的军务部长爱德华·史丹顿就曾经这样骂过总统。史丹顿是因为林肯的干扰而生气。为了取悦一些自私自利的政客,林肯签署了一项调动兵团的命令。史丹顿不但拒绝执行林肯的命令,而且还指责林肯签署这项命令是愚蠢到了极点。有人告诉林肯这件事,林肯平静地回答:“史丹顿如果骂我愚蠢,我多半是真的笨,因为他几乎总是对的。我会亲自去跟他谈一谈。”

    林肯真的去看史丹顿。史丹顿指出他这项命令是错误的,林肯就此收回成命。林肯很有接受批评的雅量,只要他相信对方是真诚的、是有意帮忙的。

    你我也应该欢迎这样的批评,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正确的。连罗斯福总统也只敢期望自己能在4次里面,有3次是正确的。当今最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曾坦承他的结论99%都是错误的。

    法国作家拉劳士·福古曾说:“敌人对我们的看法比我们自己的观点可能更接近事实。”

    这句话非常正确。可是被人批评的时候,如果不提醒自己还是会不假思索地采取防卫姿态。不管正确与否,人总是讨厌被批评,喜欢被赞赏的。我们并非逻辑的动物,而是情绪的动物。我们的理性就像在狂风暴雨的情绪汪洋中的一叶扁舟。

    听到别人谈论我们的缺点时,想办法不要急于辩护。因为每个没头脑的人都是这样的。让我们放聪明点,也更谦虚一点,我们可以气度恢宏地说:“如果让他知道我其他的缺点,只怕他还要批评得更厉害呢!”

    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想法:当你因恶意的攻击而怒火中烧时,何不先告诉自己:“等一下……我本来就不完美。连爱因斯坦都承认自己99%都是错误的,也许我起码也有80%的时候是不正确的。这个批评可能来得正是时候,如果真是这样,我应该感谢它,并想法子从中获得益处。”

    美国一家大公司的总裁查尔斯·卢克曼曾经用100万美元请鲍伯·霍伯上广播节目。鲍伯从不看赞赏他的信,只看批评的信,因为他知道可以从中学到一点东西。

    福特汽车公司为了了解管理与作业上有何缺失,特地邀请员工对公司提出批评。

    有一位香皂推销员,常主动要求人家给他批评。当他开始为高露洁推销香皂时,订单接得很少。他担心会失业,他确信产品或价格都没有问题,所以问题一定是出在他自己身上。每当他推销失败,他会在街上走一走,想想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是表达得不够有说服力?还是热忱不足?有时他会折回去,问那位商家:“我不是回来卖给你香皂的,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意见与指正。请你告诉我,我刚才什么地方做错了?你的经验比我丰富,事业又成功。请给我一点指正,直言无妨,请不必保留。”

    他这个态度为他赢得许多友谊以及珍贵的忠告。想知道他的发展吗?他后来升任高露洁公司总裁,高露洁公司是当代最大的香皂公司。他就是立特先生。

    只有心胸宽大的智者,才能向豪威尔、林肯、立特等看齐。四下无人时,你何不扪心自问:自己到底属于哪一种人?记下自己做过的错事,提出自我批评。既然我们并非完美之人,何不欢迎那些建设性的批评?不明白这些,你就难以戒掉身上的傲气,不可能成为受人欢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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