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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领土的逐渐缩小，军区制已经不合时宜，军区制的土地世袭和允许转让的特点使得军事贵族越来越强大，某些家族的势力甚至一度超过了皇室，给内战提供了先天条件。
那能不能效仿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军事制度呢？君士坦丁想了想，暗自摇了摇头，
君士坦丁大帝时期，罗马帝国的整个战略思维发生了变化，帝国军队分为野战军和边防军，在对抗波斯人的过程中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那需要一个极大的战略纵深，简单来说，就是以土地换取时间，然后集中兵力决战，
这样一个战略在现在是不符合现实的，毕竟现在的国土面积比起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小了不少，以土地换时间，搞不好土地一下子就丢完了。
从帕里奥洛格斯王朝的米哈伊尔八世开始，军区制就已经濒临崩溃，取而代之的是普罗尼亚制，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是将土地封给作战有功的士兵，土地无法世袭，无法转卖，士兵死后土地收归国有，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了帝国的稳定，
其缺点也很明显，在封地里，领主的权力是很大的，可以自由决定税收，在某方面来说，这群人只是没有名头的终身贵族，封地没有冠以贵族领地的称号罢了。
但世界上没有永恒的制度，普罗尼亚制在后期已经变质了，受封对象也不只局限于士兵，贵族、教士、商人等等，都有可能得到历代皇帝的授封，土地也在历代皇帝有意无意的放纵下变为世袭土地，不经意间，普罗尼亚制也走上了军区制的老路。
到了现在，普罗尼亚制也已经崩溃了，历史上奥斯曼人的蒂玛尔制就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普罗尼亚制，而蒂玛尔制一直到十九世纪才被废除。
“帝国不能没有军队，就像院子不能没有砖墙。”
君士坦丁沉声说到，内阁成员们纷纷点头，
“普罗尼亚制已经不再完全适合帝国的发展，我们需要重新做出改变，然后在帝国内推广。”
“塞西佩，你的看法是什么？”
塞西佩站起身来，
“传统的普罗尼亚制给予领主的权力太大，以至于常常发展为割据势力，就这一点，帝国必须建立严格的法治，由各地的法官、大法官监察，随时向中央汇报情况，”
“而且，我们应该将一部分获得土地较多的士兵留在军营中，授予他们军官的职位，接受军事训练。”
要知道，分发下去的土地并不是完全没有人的，实际上有人在土地上耕作，其耕作产出是归领主所有，这群人就叫做隶农，
自由农本来作为帝国的主要税收来源，在之前的衰弱过程中，自由农不得不依附于较大的军事贵族和修道院，自由农的数量已经大大减少，大部分变成了雇农，和隶农一起作为土地的耕作者，是不能轻易离开土地的，违者要受到极其严苛的处罚。
“关于兵源的问题，我们可以允许地方上的领主带兵参军，以兵源和粮食换取爵位，可以缓解一部分兵源和军粮不足的情况，领主们带多少兵参军，我们就可以相应的给予什么爵位，比如说，带十个人参军，我们封骑士，带一百人，封男爵，一千人封子爵，五千人封伯爵，一万人封侯爵，两万人以上封公爵，粮食和金银可以以此为基准，类比增加。”
塞西佩还特地强调，谁带来的兵就归谁统领，也是为了防止领主们以为自己上当受骗了。
其实这就相当于是卖爵了，不过问题不大，只要人人都是贵族，那就没有高低贵贱，华夏汉朝皇帝为什么那么喜欢给民封爵，就是为了让爵位变得不值钱，减少国内的特权阶级。
随着塞西佩的想法一条条说出来，负责记录会议纪要的书记官笔都快甩脱了，勉强跟上了塞西佩的说话速度。
“那这部分贵族只能是终身贵族了。”
卡尔沃在一旁插嘴，被打断的塞西佩没有丝毫不悦，
“那肯定的，不过如果他们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我们可以允许转为世袭贵族，也算是激励他们奋勇作战。”
听完了塞西佩的想法，查韦斯站了出来，对着君士坦丁说到，
“陛下，我恳请您仔细想想，捐兵令一出，帝国的军队数量肯定会大大增加，这群士兵的人吃马嚼，是我们来负责，还是让他们自己负责？如果我们负责的话，帝国的财政恐怕还是坚持不了多久，如果让他们自己负责，岂不是重蹈希拉克略皇帝的覆辙，帝国真的有必要保持这么多常备军队吗？”
查韦斯的意见就是以国内的经济发展为主，裁减军事开支，积极和意大利人合作，共同抵抗奥斯曼人，这在以前的帝国是很正常的思想，以前也都是这么做的。
不光是查韦斯，卡尔沃也是这么认为的，国内的发展很重要，支持军事发展的也就只有塞西佩了，就连海军大臣胡塞佩，也只是看热闹的状态，反正帝国现在不可能拿出太多精力去发展海军。
塞西佩有些急眼了，指着查韦斯，
“不重视军队怎么行？奥斯曼人被赶跑，才几年哪？当年围城的军营就在外面，天天的看着我们哪，忘了？”
“我没有说不重视军队，军队很重要，这我知道，”
查韦斯略微撇头回应了一句，随后又看向君士坦丁，
“但是国内百废待兴，国家虽然强大，如果热衷于战争，也会踏入歧途，强如图拉真皇帝，也没办法阻止，发展才是硬道理。”
“罗马帝国以武立国，历代先帝无不以扩张领土为己任，现在除了奥斯曼人，还有谁可以威胁到我们？只要打败了穆罕默德二世，帝国又将重回希拉克略时代的版图，没有军队怎么行？”
见塞西佩说的滔滔不绝，查韦斯冷哼一声，不再说话。
塞西佩的政策对刺激国民参军，肯定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查韦斯的担忧不无道理，帝国现在用不用得到这么多军队，这是个问题。
“不如直接把士兵放回家算了，战时再重新招兵，反正君士坦丁大帝那时候也是这么做的。”
卡尔沃提出来一个折中的建议。
“不设置野战军？边防军呢？我们哪里还有天险，战争一开始，人家可不会等你把兵集中起来再开战。”
塞西佩当即反驳。
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之间没什么天险，马尔马拉海也只能起到拖延的作用，再说了，奥斯曼的海军可不是吃素的，现在的海军又没有什么技术障碍，一般都是投入的钱多，海军就强大，真要论起技术，阿拉伯人的造船技术还要更强一些。
戴克里先时期，军队分为野战军和边防军，采用的是阻绝式战略，利用边境线上的天险，连成一线，用以固定边界，但很快，人们发现，边境上的士兵们很容易成为将领争夺帝位的工具，
于是在君士坦丁大帝时期，边防军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帝国更多的依靠中央野战军，边防军的作用就仅仅只是拖延时间了。
但是这是在拥有足够的战略纵深的情况下实施的，没有人拖延，你零零散散的军队，真的起不了太大作用，你都还没反应过来，全国就沦陷了，这还打个屁。
观察欧洲的所有国家，就算像英格兰那种在岛上的国家，都建立了常备军，防范苏格兰高地和北欧的蛮子，除非像神罗里面实在没钱，又有人罩着的国家，那可能不会建立常备军，因为人家压根用不着，开战就是全境，军队都是多余，还不如期待神罗皇帝干涉来的实在。
“好了，常备军队的建立是很有必要的，野战军要维持在一定规模，以应对突发情况。”
君士坦丁给这场辩论下了定论，
“塞西佩所说的捐兵政策也很好，可以实行，但要控制捐兵人数，这方面就交给塞西佩来办吧，查韦斯，财政部人多，抽调一些人手去帮忙。”
中央集权是大势所趋，君士坦丁不会放任地方上有强大势力，这是两约翰皇帝、两曼努埃尔皇帝给出的血的教训，那段屈辱的历史，比之靖康之耻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外，我要强调，地方领主一定要坚持法治，要按照帝国的法律行动，不允许动用私刑，出了事只能找法官，法官无法裁决就找大法官，层层递进，凡是和法律有关的事情，以君士坦丁堡发布的敕令为主，不允许地方法律，除非我允许。”
地方领主胆子是很大的，不约束一下他们，他们还真有可能干出阳奉阴违的事情来，到时候，损害的是国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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