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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的北京城，拥有很多古建筑，特别是法源寺，这是一座在唐贞观十九年建造的古寺，这里曾是金朝拘禁宋徽宗和宋钦宋的地方，几百年的建筑，比比皆是。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京城的经济是停滞不前的，现在的京城，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所有的营业类场所，没有背景和后台，根本就经营不下去。
特别是很多街道，有石板铺成的还算好了，那些泥泞的小胡同，一旦到了雨季，就会变成一片汪洋，污水中还飘浮着黄白之物，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北京城的下雨系统，说出来难以让人置信，除了紫禁城的下水道系统相当强大，自从建成以后，从来没有被水淹过，其他地方……只能呵呵。
别说崇祯喜欢上了画中的金州城，全旭也喜欢，因为金州是他按照后世的城市修建的城池，其实，整个辽东，甚至现在的台湾、吕宋和琼州府，都差不多。
以普通镇堡为例，仅仅下水道系统就长达十五公里以上，除了下水道，还有暗沟，每一座镇堡都是先址当地地势较高的地方，从来不会修建在低洼之处。
辽东的城市，干净，卫生，哪怕拥有大量的骏马和牛，每天清理的马粪和牛粪就多达几百万斤，但是，金州的城市生活条件确实是比京城要好。
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如果是在工业区那里，那里的噪声、粉尘、烟雾以及刺鼻气味，也让人绝望，特别是水泥厂和化肥厂，周围十五公里，都会弥漫着刺鼻的气味，还有让人绝望的粉尘。
全旭面对崇祯的疑惑，还没有办法回答，他想了想道：“只能努力工作，辽东金州没有闲人，大家都需要工作，大家都交税，包括我自己，安庆公主管事下的那些纺织厂、布庄、绣楼，也需要交税，她还跟我生气呢。我告诉她，这个口子不能干，大家都看着，我若不交税，沈明泽也不想交，其他有权有势的人也不会交，结果那就是收不上来税，官府没有钱，想修路拿什么修，依靠那些地主和士绅自觉？他们会在扬州瘦马身上一掷万金，交税的时候，连一两银子都不想掏！”
崇祯沉默起来。
在资本主义的国度里，国会如果想让资本家加税，那个难度，可想而知，他们宁愿花十个亿换个总统，也不愿意多交一千万的税。
相对应的，大明的士绅，其实也是“资本家”，他们与资本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资本家为了追求利益，什么事都愿意做，比如改良机器，提高生产效率，可这些士绅，却远远没有这个觉悟。
他们只想着利用佃户种地，利用自身的特权，强取豪夺，从一定程度上来，资本家推进了科技的发展，而士绅却阻碍了科技的发展。
崇祯确实是在为大明帝国殚精竭虑，他是1611年，现在才周岁二十三，虚岁二十四岁，其实他比全旭的实际年龄要小好几岁，可是，由于操劳，他的头发有些稀疏，发际线上移，更为关键是，头发和胡须都出现了斑白的迹象。
大明的百姓，虽然贫困，生活过得艰难，一千人普通百姓里，一个瘦子，但是，大明的官员，却大部分都是肥胖的身体，十个官员七个胖，还有两个是天生瘦弱体制，要不然就像孙承宗和袁可立那样，因为焦虑，因为操劳，日渐消瘦。
崇祯叹了口气：“这两年，北隶的雨水越来越少，天气越来越冷，天气越来越反常，辽东难道就没有受到影响？”
“要说没有影响，那是不可能的！”
全旭苦笑道：“辽东的天气比京城更冷，最冷的时候，像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大雪封山了，一夜之间，大雪就会把窗户和门都埋起来，也发生过不少悲剧，有的百姓因为大雪埋起来了，出不去，耗尽了房间内的空气，活活憋死，这种现象是非常罕见的，一般情况下，他们房间里有烟囱，不会出现耗尽氧气的现象。”
“旱灾呢？”
崇祯最为担心的问题还是干旱，要说寒冷，哪一年冬天都会寒冷，可崇祯六年、崇祯七年几乎北直隶的十八府，全部受灾，无一幸免。
“辽东也一样有干旱天气，两三个月不下雨也罕见，虽然粮食会减产，但是，有充足的沟渠、也有充足的水车和螺旋水泵，粮食虽然减产二三成，但不至于绝收！”
崇祯有些难以接受，同样的天气，为什么辽东可以保护较高的粮食产量？要知道，如果不是全旭今年运来的两百万石粮食，京城不知道饿死多少人。
北京京城有十三万四千户左右，加上二十余万京营，总共有一百多万人口，现在京营被崇祯精简了三分之二，如今加上百姓和军属，北京的人口也就免费一百万出头，也就是说，辽东运来的粮食，每个人就可以分摊将近两石，也就是三百七十多斤，基本上这些粮食可以保证吊着命不至于饿死了。
“为什么百姓不学辽东修沟渠，建水车？”
崇祯有些不解：“那些大臣都是瞎子，还是百姓太懒？”
“不是他们懒，也不是他们不学！”
全旭沉吟道：“是因为成本，京城其实不缺水，像拒马河、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蓟运河等等，这些河流可以供应三分之二的农田消耗，可问题是，修建水车虽然成本，一台可以浇灌十亩田的水车，造价需要八两银子，但是，十亩地的产出，不值八两银子，很多有钱的地主，宁愿绝收也不愿意修水车！”
全旭利用辽东、台湾和吕宋的粮食，拼命打压中原的粮价，宁愿亏钱甚至搭上路费，也要打压粮价，就是为了逼死那些地主。
普通百姓种的粮食，只是勉强供自己吃喝，因为粮食价低，种地不划算了，地主还需要佃户耕种，他们一亩地以前可以收个三五斗的地租，累计下来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可是辽东、台湾、吕宋，那些需要人口，全旭可以往那里移民，把中原的佃户忽悠走，这样以来，地主的田地只能荒着，短时间内，他们还能坚持，可是时间一长，他们就完了。
这种打压粮价的方式，肯定会殃及普通百姓，可普通百姓对于生活的要求极低，勉强可以忍受，他们会在房前屋后，种植蔬菜，会利用辽东的海盐，满足生活的基本需求。
这样以来，其实最难受的还是地主。
这就像后世的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的时候，最难受的其实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号称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却好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所以他们的日子更加难过。
所谓的中产阶级，其实就是韭菜，一岔一岔的收割。
崇祯一下子抓住了问道的核心：“北方各省的粮食欠收，并不是真正的天气原因，而是无利可图，那些地主，主动撂荒？”
全旭淡淡的道：“也不能这么说吧……”
其实，北方的田地撂荒，全旭和辽东系，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崇祯愤愤的咆哮：“朕就知道，朕就知道，这些该死的地主……”
其实，名义上，皇帝才是封建时代的地主，可事实上，皇帝又非常可怜，特别是崇祯皇帝，他是大明历史上最穷的皇帝，没有之一。
放眼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他也是最穷的皇帝。
大明士绅其实被宠坏的，他们不用交税，而是利用其身份特权，垄断田地，而且肆无忌惮，制造内部矛盾。
要说为富不仁，说的就是他们。
崇祯似乎想到了什么，挥手招来了王承恩：“刚刚武威侯所言，你听到了吧？”
“回禀皇爷，奴婢听到了！”
崇祯道：“京城周围，那些地主是不是把田地撂荒了？”
“也不全是，有相当一部分地主，把田地撂荒了！”
王承恩一边观察着全旭的脸色，一边观察着崇祯的脸色。
“京城最大的地主是谁？”
“嘉定伯周国丈！”
嘉定伯周奎其实并不是京城最大的地主，不过名义上却是，因为其他士绅的地主多少都会掩人耳目，分散开来，有可能一名名不见传的地主，他名下的十几万亩土，其实都是某个权贵的。
周奎的田地最多，那是因为他利用勋贵的身份，接受了大量的投效，足足一两百名中下地主把田地挂在周奎名下。
崇祯问道：“他有多少地？”
“不下五十万亩，田庄有六十多座！”
崇祯又问道：“他岁月多少石？”
“以崇祯七年为例，他岁收，岁收五万四千余石！”
“混账！”
哪怕天气干旱，一亩地只产出一石粮食，他应该有五十万多石粮食的收成，事实上，周奎一年的粮食收成不过五万四千石，不足他名下田地的十分之一。
崇祯岂会不知道自己的老丈人是什么货色？
可是，子不言父过，长辈就是长辈，崇祯也不想留下薄情寡义的名声，就没对其进行处理，可是在得知周奎的田地超过五十万亩，却仅收五万余石粮食的时候。
崇祯瞬间就失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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