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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允炆的工作重心压根就没有放到印度，在跨过建文八年的门槛后，他已经开始着手朝堂之上新的人事任命了。
郁新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仕途最后一站，这个自洪武初开始在户部任职，一步步官至大明文华殿大学士的财政负责人站完了最后一班岗，致仕归乡。
本来建文九年是郁新的七十整寿，朱允炆有心把郁新留在南京，由朝廷出面给他办一场体面的寿宴，但是被前者婉拒了。
打点行囊，告别门生故旧，带着自己几名忠心的老仆，一如当初的暴昭，轻描淡写的离开了南京城。
他的时代使命完成了。
虽然郁新的政治手段略显差劲，但也恰好是因为他的软弱，致使江西党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不得不各谋生路，转而投靠进像朱高炽这个吏部尚书，间接性投入了宗亲势力的怀抱。
大明的朝堂势力，进入一个短暂的平衡期。
而后，朱允炆降了恩旨，为杨士奇复了职，将一个已经完成重新洗牌的大明政局重新交到了这名江西士子的手上。
而就在大家伙议论纷纷，猜测谁会接替郁新留下的权力空白时，一道新的圣旨让中枢朝局再次被炸了个底朝天。
“五年计划迄今已三年，取得了非常喜人的成绩和显著进步，这是内阁领导有方、是各部署衙督促有力，更重要的，还是我大明自上而下每一个臣工、百姓的通力配合。
有鉴于此，朕与内阁共议之后，制曰于朝堂，晓谕天下，决意成立工商联合总署，统筹协调全国各省工、商之发展，群心群力构建更为繁荣富强的大明商业体系。
由内阁大学士严震直转任工商大臣，专职司工商联合总署之事，领受正一品俸禄。
各省粮长、商会会长补为工商联成员，无品轶，领正三品俸禄。”
严震直也退阁了。
之所以将严震直赶出内阁，纯粹便是朱允炆为了更好的细分政治和资本之间的距离。
政治决不能资本化，资本也一样不能政治化。
严震直的立场身份和他的背景关系注定了他将来会成为新兴资本集团的代言人，那么就要在资本诞生和壮大之前，先把严震直从内阁踢出去。
国家的政事怎么处理跟严震直将再无关系，但国家的资本如何发展，将会由这个新的工商联总署来统筹负责。
工商大臣，无品轶但领受正一品的俸禄，已经是朱允炆给到资本最大的鼓励了。
将全国各省的粮长（地主阶级）、商会会长（资本阶级）全部收拢进工商联之中，就代表着朱允炆打算由中央亲自出面，来协调处理两个阶级之间将会出现的冲突和矛盾。
虽然，任由新兴的资本壮大可以动摇和对旧有地主阶级产生冲击，但同样，也会使得资本这只幼兽快速的壮大，长远来看，不利于国家的稳定。
因为，传统的依靠土地来享福的地主们，绝不可能是手握海量流通财富的商人们的对手，后者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力量将会随着资本的壮大而迅速串联出一张巨大的交互网。这个优势，是地主阶级所不具备的。
大明，只会姓帝，绝不可能姓资！
但朱允炆又不可能完全放弃资本，要不然他就没有必要想办法构建银行业了。
资本有其危害性，也有显著的积极性。
工商联的成立目的就是为了遏制其危害性而发挥其积极性。
严震直走的倒也干脆，或许他心里早就做好了这般准备，毕竟几年前的官员适用条例颁行之后，他就有这种预感。
他的兄弟、子侄经商的不在少数，虽然每年都会准时准点的向当地商管部门申报收入和缴税，但这终究是拖了他的后腿。
早离开早好，省的将来万一被自己的家人连累，就怕不仅仅是丢官弃职那么省心的下场了。
再说了，担任这个新成立的工商联大臣，严震直细细一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好歹待遇上他领受的正一品，也算等同于三殿学士衔了。
虽然他严家看不上这一年几千两的俸银，要的，是这么一层颜面。
郁新致仕、严震直退阁，内阁辅臣中一下就空出了两个位置，尤为重要的，便是浙党在朝堂之上的顶梁柱全没了。
而随后朱允炆的选材又补上了这个缺口。
户部尚书夏元吉增补入阁，一步到位的成为了新的文华殿大学士，解缙终究是没能走上这一步。
他是个神童，大了是英才，但也仅限于此了。
编修好《建文大典》和各种各样的皇帝语录、思想精要才是他的任务，搞文字的就安心搞文字。
缺乏大局观仍然是解缙身上明显的弊端，朱允炆不可能视而不见。
夏元吉虽不是浙江人，但他从入仕以来就跟着郁新一路在户部耕耘，是在浙党的怀抱中长起来的，自然被浙党奉为天然的接班人。
除了夏元吉之外，余姚籍出身的礼部尚书王谦也顺利增补入阁，另一个呼声极高的吏部尚书朱高炽并没有能够再进一步。
后者被朱允炆平调到礼部接王谦的班了。
而新任的吏部尚书则惊掉了全天下人的眼球。
天字一号马屁精：许不忌！
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让这么一个玩意担任吏部天官，那以后天下中下层官员的选拔，不都是一丘之貉的马屁官了吗？
“眼下，《建文大典》的编修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建文皇帝语录合集》、《建文皇帝思想精要》的收录工作也在逐步完善，让许不忌来做这个吏部的尚书，很明显是陛下要为后几年的省考、国考推行，逐步替代科举制做准备了。”
这个任命，杨士奇一眼看出其中端倪，他向一脸忿忿不平的解缙解释道。
“中央其实并不需要地方官有多少自己的施政主见，一五计划结束就必然会有二五计划。
中央真正需要的是能够全面贯彻中央指示和领会中央精神的执行者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决策者，全国一盘棋，陛下行事向来通盘考虑，那么地方要做的就是高度配合。
让许不忌来做这个吏部尚书，可以有效避免‘唯才是举’的现象，以后的政治选拔生态，将会‘唯应是举’。
一呼百应的应，中央说什么，地方就怎么应。”
新儒党的优势就在这里，南京发一道命令，说要干什么，他们那是一点折扣都不会打的。
让干什么干什么。
将全天下整合到中枢、整合到皇帝的手里，那才是朱允炆提拔许不忌的目的。
“今年陛下已经给通政司下过了指示，《建文大典》等著一旦编修完成，就要全力加印供给地方，将来地方省考势必会变革，甚至包括在这南京城举行的国考。
选出来的官，就是通晓各类知识的‘新’官，你问他们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他们可能一窍不通。
但你要是问时政、问治国。
他们能给你成本大套的背出一大段陛下的政治理论，唱半宿的高调。”
杨士奇仿佛已经看到了十年后，一大批地方官坐在高悬朱允炆画像下的明堂之上，案牍放着无数本跟朱允炆这个皇帝有关的书籍。
一开口，就是什么五年计划、中央指示。
就是贯彻建文皇帝与某时某刻讲话精神。
想到这，杨士奇就笑了起来。
遍数历朝历代，恐怕也仅此一朝的皇帝，能够做到朱允炆这个地步，将全天下所有的权力尽收与一身了。
“什么党不党、派不派，哪还有什么兵儒法道杂墨乱七八糟的教派，好好领会皇帝思想才是做官的第一要素。”
杨士奇冲解缙批评了一句：“你上不了这一步，郁新到致仕没能当上内阁首辅，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你们两人从心里就没有重视这一点。
治天下先治官，陛下要治官的想法从当年刚刚登基的时候就表露过，那时候时机不成熟、阻力大，陛下不得不放弃。
随着批孔倒儒运动，陛下权威已达盛极巅峰，势必旧话重提。
这个时候我们为人臣的不配合，那不就是陛下眼中‘没有大局观’的表现了吗？”
没有大局观，你还做哪门子内阁首辅。
杨士奇这边还在教诲着解缙，书房外步履声匆匆，府内下人来报。
“阁老，宫里来了公公传话，陛下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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