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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始祖叫契。据、等人研究，商部落活动的中心在商丘。商部落开始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亥是商契的第六世孙，甲骨卜辞中称之为
“高且（祖）亥”、
“王亥”、
“高且（祖）王亥”，《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也作
“王亥”，作王子亥或
“侯子亥”，作
“该”或
“眩”。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王考》一文中说：“卜辞作王亥，正与《山海经》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则亥乃其正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作振，则因与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讹。”在商代王室世系中，最重要的有契、王亥、、成汤四位，王亥是卜辞中所称的三位高祖之一。
在商朝的发展史上，契是商部落最早的首领，成汤是商王朝的建立者，而王亥、上甲微父子则是先商时期商族强大过程中的关键人物。
《尔雅·释古》说：“王，君也。”《说文》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这也就是说，商后代称亥为王亥，卜辞中多次称亥为高祖或高祖亥，说明了王亥为首领时所开创的事业及活动值得后人纪念，对商族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一点从中多次出现
“王亥崇我”的记载也可证明。当时，商朝人祭祀王亥所用的牲畜多达三十牛、四十牛，甚至五十牛、三百牛，有时还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
王亥为什么被殷商后人如此重视呢？这还要从王亥所生活的时代及所从事的事业谈起。
王亥大约生活在夏朝的中期，与少康同时。当时，夏朝正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逐步确立，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
这种情形正如在《反杜林论》中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所以，商部落的经济在时期应该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在《中国史稿》中说：传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也就是驯养牛马，作为运载的工具。
《管子·轻重戊》记载说：“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误）牢，服牛马，以为民利。”
“皂”以养马，
“牢”以养牛。这说明，到王亥时代，商人已经驯用马牛。但王亥所处的时代还是奴隶制初期，农业生产水平虽有进步，但还比较低下，饲养家畜无疑是提高百姓生活水平的重要措施。
商部落畜牧业的兴起，不仅提高了商族的生活水平，同时还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因此，胡厚宣等人在《殷商史》中认为：“王亥是中国畜牧业的创始人。”随着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商业的产生。
随着商部落经济实力的增强与剩余农产品及畜牧产品数量的增加，王亥便开始了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这就是开始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它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也说：“商品交换过程最初不是在原始公社的内部出现的。而是在它的尽头，在它的境界上，在它与其它公社接触的少数地点。这里开始了物物交换，从此深入到公社的内部，对它起着破坏作用。”王亥作为商部落的首领，他率领部落成员同其他部落进行的贸易已不是简单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换，而是有一定规模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贸易活动。
王亥率领商部落，赶着牛羊到外部落进行交易，外部落的人把他们称为
“商人”。王亥最后一次贸易是与黄河以北的有易氏。《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山海经·大荒东经》注引记载：帝泄，
“十二年，殷侯王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还说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这就是说王亥由于在贸易时在有易居住时间过长，引起对方不满，被对方杀死。
在当时商族日益强大的情况下，王亥的这些商业贸易行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
王亥被杀除了商业贸易中双方发生分歧之外，也不排除政治方面的因素。
但王亥被杀并未影响商部落的强大，商人所从事的贸易活动也并未因此停止。
王亥死后其子借助于河伯的武力，打败有易氏，杀了有易氏国君绵臣，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
商只所以能够取代夏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使其日益强大可以说是不争的事实，商人的商业贸易活动为商灭夏打下了坚实的物资基础。
在《中国通史》中就说：“汤灭夏以前，商已是一个兴旺的小国。《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也说明了当时的商国已是房屋成片、人口众多的状况。随着商业的发展，交易的货物必需增加其数量，夏后氏早已利用奴隶，商应有更多的奴隶从事生产。商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夏朝进步。因此造成代替兴起的形势。”在中国商业史上，殷人
“肇牵车牛远服贾”和王亥从事商业贸易并因此被杀害的记载是中国古代文献关于商业和贸易行为的最早记载，王亥又是当时商部落的首领，所以，王亥可谓是中国商业第一人，即中国商业的鼻祖。
因此，王亥受到殷商后代的隆重祭祀就决非偶然。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在《殷墟卜辞综类》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辞，就多达96条。
殷人有时用祭天的礼节来祭祀王亥，可见王亥在商朝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威信。
正是王亥所开创的畜牧业和所开始的商业贸易活动给当时的商部落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商部落迅速壮大起来。
《管子·轻重甲》记载，商汤时，的统治者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夏桀仅女乐就有三万人，而且
“无不服文绣衣裳”。商汤则采用宰相伊尹的策略，命令自己部落的妇女赶织
“文绣纂组”，换取夏朝大量的粮食，通过这些商业贸易活动，为灭夏准备物资基础。
由此也可见，商国的强大应是从王亥所进行的商业贸易这场经济革命开始的。
通过持续不断的商业活动，使商族的粮食日益增加，国力日渐强盛，商国终于在汤时取代夏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商王朝。
商洛市丹凤县文史专家童正家在《古商国所在商榷》一文中列举的史料我原则赞同,比较客观公正地论述了古商国变迁,我研究认为,历史资料虽然没有明确商洛作为古商国国都,但应该属于一个重要部落,有时候甚至被封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商国。
在这个山高皇帝远的自由王国里,手工业、冶炼技术和原始物品交易比较活跃,在那个时代颇有名气,人们对
“商”记忆尤深,这便是商洛的
“商”来历之意。童正家此文可看出古商国迁移概况,也可作为我关于商洛地名来历的佑证,其文如下:契为商族始祖。
父帝喾、母简狄，吞玄鸟（即燕）卵生契，故有玄王、玄帝之称。原系虞舜之臣，任
“司徒”之职（掌管颁布政教法令）。《国语·鲁语上》载：“契为司徒而民辑”。
《史记·殷本记》称：契
“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即商国之源——笔者），赐姓子氏。”昔商州城有虞司徒祠，龙驹寨有契庙，历来为商地之民所敬仰。
然古之商国所在却众说纷纭，特稽而考之。目前较为流行的商洛说、河南说和山东说。
商洛说之依据为有以下几点：第一，《括地志》称
“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约在今商镇至古城商鞅）封邑方园一带）；第二，皇甫谧注《史记·殷本记》谓契
“封于商”即
“今上洛商是也”。第三，《水经注》亦有：“契始封于此，则斯地为司徒所封之国也”。
此外，《陕西通志》、《直隶商州总志》等，更众口一词，皆认定商国在商地。
现代知名学者石泉（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历史系教授）先生曾指出商地
“曾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商国存在。”近年来
“牙璋”、
“玉戚”、
“玉璧”、
“玉铲”等礼器的出土，更为此说提供了物证。商洛说古今有据。关于河南说，最有力的为上海辞书出版社所出《辞海》。
《辞海》称：商为
“古地名，在今河南商丘，商始祖契所居。由地名而成国族名”。然民国三年（1914）商务印书馆出版傅运森所编《世界大事年表》载：相
“十五年”，
“商侯相土作乘马遂迁于商丘”。民国四年（1915）商务印书馆出版之《辞源》为傅氏说之翻版（完全相同）。
《世本·作篇》又谓：“相土作乘马（运输马车）”。相土系契之孙。
传商国人本善经营，有了当时最先进运载工具后贸易更臻兴隆，遂将商国人熟操之业，谓之商业。
相土在商国主政第十五个年头后，由于发明了马拉货车，提高了运载量，商业更加繁荣，国势日强，秦岭腹地之商山已不适应商国发展，方迁往中原商丘。
两说一先一后，并无矛盾。关于山东说，已是其后
“公无前十六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建都毫（在山东曹县南）”曾多次迁移，后盘庚迁都殷（河南安阳）。
亦与商洛说不相矛盾。几说并存是很正常的，如诸葛亮之河南南阳卧成岗与湖北隆中之争，杜康酒的陕豫两省之争等。
鉴于笔者知识之浅陋，特乞教于方家。(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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