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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成为“国教”的道教时期是魏晋南北朝的天师道。
其在这一方面的代表则是四川天师道当时的首领范长生。
蜀后主延熙十一年，涪陵郡反，车骑将军邓芝率兵征讨。平定后，朝廷为免再生事端，将涪陵五千余户强行迁往成都，其即有范长生一家。
当时，一些处于战乱的人们，为摆脱现实苦难的困扰和寻求精神的寄托而皈依宗教。因此，由张道陵创建的“天师道”，在成都一带盛极一时。饱受战乱与歧视之苦的范长生，也加入了天师道，长期住在成都西山。因他注重信义，博学多才，深得天师道教徒的敬服，被拥为成都一带天师道的首领。
他从事道教修炼，欲为神仙，得长生久视之术。宋代祝穆云“先主刘备)征之不起，封为逍遥公”，“刘禅易其宅为长生观”。
说蜀才“年百余岁，人奉为仙，称曰长生”。
范长生家世世代代掌握部曲，他本人又是天师道教主。到李流据郫城时，他领有千余户人家，住在青城山下。
青城山是天师道的一个治所，是有名的洞天福地。卷七十三引说：“有没溺池，有甘露、芝草”。
又引说：“此第五大洞，宝山九室之天，黄帝所奏拜为五岳丈人。黄帝刻石拜谒纂书犹存。又有石日月象。天师立青城治于其。”
青城治不在二十四治之，或者是别治、游治、下治之类。天师道的治犹如世俗的官府，管理道民的宗教行政机构，组织较严密，教主与教民的关系，实际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形成一种超乎国家行政组织之外的统治力量。
范长生在青城山下拥有部曲，必然也拥有道民。他能拿出粮食供军，这充分显示了他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而且又是一个拥有武装的道教主。
罗尚平西将军府参军徐舆看了范长生这股力量，他向罗尚要求为汶山太守，联合范长生，共同攻李流；罗尚不许。徐舆怨怒，出降李流；李流用为安西将军。徐舆，涪陵人，与范长生算是同乡。通过徐舆的游说，范长生资给流民军粮食。
李流的军粮问题，暂时得到解决，摆脱了饥饿的困境。
经过李特、李流领导流民军三年为实践，李雄认识到不得蜀土著的支持是危险的。李流通过徐舆的游说，流民军得到范长生的大力支持，使流民军渡过难关，转危为安。尽管范长生原籍是涪陵丹兴，但范氏在蜀居住已有百年，有土地，有千余家部曲，又是道教首领，与蜀人有千丝万缕联系，即是说，有相当实力。故“李雄以范长生有名德、为蜀人所重，欲迎以为君而臣之”，以缓和六郡流民与蜀土著的矛盾。
范长生认为自己无法领导流民大军，于是，他充分利用披在身的道袍，传达天意，说什么“推步大元五行，大会甲子，独锺于李，非吾节也”。范长生不接受皇帝位，更劝李雄自立。
光熙元年三月，范长生从青城山来到成都。六月，李雄即皇帝位，国号大成，改元宴平，以范长生为丞相，加号“四时八节天地太师”，封西山侯，“复其部曲，军征不预，租赋一入其家”。
这是李雄和流民层给范长生的酬谢：政治是丞相，当朝一品；经济，他的部曲不负担徭役，他的土地也不向大成政权输纳租赋。他成了十足的封建贵族，既有土地，又有依附农民，还获得豁免赋役的特权。
范长生从支持流民集团到加入大成政权，标帜着六郡氐叟侯王、汉族大地主与蜀大地主的合流，构成大成政权的统治核心，这是大成政权的阶级实质。范长生在大成政权内所享有的经济特权与西晋的贵族王公并无两样，也是大地主特权在大成政权的合法化。
此时的范长生已是耄耋之年，李雄则年方三十，老少同心，君臣和谐。在范长生“清心寡欲，敬天爱民”的涉世宗旨影响下，在其“休养生息，薄赋兴教，切莫穷兵黩武”的劝导下、大成宽和政役，轻徭薄赋，建官学，兴教，端风化，罚不妄举，刑不滥及，恩威远播。来称臣依附的人增多，大成一度昌盛。
公元318年四月，范长生卒于成都。
……
而在东晋，虽然天师道的影响力相对而言没有成汉时期的四川天师道那么大，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最终引发东晋灭亡的孙恩之乱，是东晋天师道的一次影响力展示。
孙恩出身琅琊孙氏，祖是八王之乱时赵王司马伦的谋主孙秀，世奉五斗米道。其家族在东晋属于“寓居江左的次等士族”。
孙恩的叔父孙泰师从钱塘人杜子恭，学习秘术。杜子恭死后，孙泰继任五斗米道教主，教徒广布南方，曾经为会稽王司马道子做事。
晋安帝隆安二年，孙泰见王恭举兵对抗朝廷，有感晋朝国祚将倾，于是打算作乱。会稽内史谢輶揭发孙泰造反的阴谋，孙泰遭司马道子诛杀。
孙恩此时逃入海岛。孙泰余众当时认为孙泰是“蝉蜕登仙”，到海岛支持孙恩，孙恩于是聚集了百多人，伺机复仇。
而当时由于地方割据，政府实际控制只限于所谓“东土”的三吴地区。
这里南北士族田园别墅最集，封建剥削最严重，政府又将绝大部分赋役加于此地，农民负担格外沉重。他们有的沦为奴隶、佃客，有的逃亡山海屯聚反抗。这是孙恩起义爆发于该地，并能坚持数年之久的基本原因。
起义的导火线是隆安三年朝廷征发“免奴为客”者当兵，他们不愿应征。征发这部分客，对其主人也是损失，从而引起世家大族对政府的不满。所以一时“东土嚣然，人不堪命”。
隆安三年十月，孙恩带一百多人从海登陆，攻下虞，袭破会稽郡，杀内史王凝之。义军得到广大农民和奴客的拥护，也获得部分不满朝廷的地主分子的响应。于是，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史称“旬日之，众数十万”。
孙恩自称征东将军，号义军为“长生人”。义军无情打击南北士族，如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司马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惠、黄门侍郎谢冲，张琨、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先后被杀，他们田园别墅的佃客和奴婢纷纷参加义军。朝廷派卫将军谢琰和北府名将刘牢之率北府兵镇压，孙恩率男女二十万口退入海岛。
四年五月，孙恩自浃口再次登陆，入余姚，破虞。邢浦一战，又大败官兵，并于山阴阵斩谢琰及其两子。
后因朝廷增兵，义军于十一月再次退入海岛。五年二月，孙恩第三次自浃口登陆，五月，攻克沪渎垒，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义军浮海进至丹徒，威胁京师。因建康有备，义军乃北破郁洲和广陵。后因与刘裕交战屡次失利，损失很大，终于被迫退入海岛。元兴元年三月，孙恩最后一次登陆，不幸战败，投海而死，义军乃推其妹夫卢循为首，继续战斗。
卢循虽出自范阳大族卢氏，但因渡江较晚，未受朝廷重用。元兴二年，卢循与刘裕战于东阳、永嘉和晋安一带，不利，乃浮海南下。次年十月，卢循破番禺，自称平南将军，接受朝廷所封征虏将军、广州刺史、平越郎将官号。并派姐夫徐道覆和亲党占据始兴及其他各部。卢循、徐道覆虽接受朝廷官号并遣使献贡，但又派人到大庾岭一带伐木，秘密准备北伐船只。
义熙六年二月，卢、徐乘刘裕北伐南燕，东晋后方空虚之际，分两路北。一路由卢循率领越五岭，经长沙、巴陵直指江陵。一路由徐道覆率领直下庐陵、豫章，大败官兵，杀江州刺史何无忌。卢、徐即合兵东下，五月，在桑落洲大败晋大将刘毅，军抵淮口，直逼建康。此时义军战士十余万，舳舻千计，楼船高达十二丈，舟车百里不绝，朝廷一片慌乱，刘裕星夜赶回，仓促应战。
徐道覆主张立即登陆与刘裕决战，卢循多疑少决，贻误战机，使刘裕得以集兵力，周密部署。义军小挫，卢循下令退却。十月，义军西攻江陵，不利。十二月，义军与官兵在大雷、左里相继展开死战，损失惨重，南退番禺。但此时番禺已被官兵抢先占领。次年三月，卢循攻番禺不下，转至交州，四月，兵败自杀。
同年二月，徐道覆亦牺牲于始兴。天师道之乱逐渐平息。
而不管是作为天师的孙恩等人，王凝之等在战乱被杀的东晋高官，有不少人同样是天师道的信徒。
而在孙恩之乱之后，天师道在南朝地区的主掌者陆修静进行对南朝地区的天师道的改革。
在东晋南朝时期，道教在组织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是祭酒制的衰落和道官制度的兴起。祭酒制度为早期道教之旧制，其基本特征是“立治置职”，道官祭酒“领户化民”，实行****之统治。
为实现道官祭酒与道民的统属关系，天师道制定了三会日、宅录和缴纳命信等制度。规定在三会之日，道民必须到本师治所参加宗教活动，登记检查“宅录命籍”，听道官宣布科禁，考校功过。道官凭此向天曹启告，请天神守宅之官保护道民家口安全，禳灾却祸。
自魏初天师道北迁至晋宋之际，出现了组织混乱，科律废弛的严重局面。当时许多道民在三会之日不赴师治参加集会，不报户籍，不交租米命信。一些道官更“妄相置署，不择其人，佩箓惟多，受治惟多，受治惟大，争先竞胜，更相高下”，“纵横颠倒，乱杂互起，以积衅之身，佩虚伪之治箓。身无戒律，不顺教令，越科破禁，轻道贱法。恣贪欲之性，而耽酒食，背盟威清约之正教，向邪僻袄巫之倒法”。
祭酒制度的腐朽败落，失去了“清约治民”，使“道化宣流，家国太平”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陆修静乃提出一套整顿和改革的措施。
首先，陆修静禁止道官自行署职，实行按级晋升的制度。他认为，普通民众须有功德，才能受箓为道民；道民受箓之后，有功者才能升迁。
从受十将军箓依次升至受五十将军箓，再从箓吏依次晋升散气道士、别治道官、下治道官、配治道官，以及下、、八治道官。其最高者，即“能明炼道气，救济一切，消灭鬼气，使万姓归伏”的道师，才能拜署八治的阳平、鹿堂、鹤鸣三治道职。
其强调“采求道官，勿以人负官，勿以官负人”的组织措施。为健全三会日制度，他重申，三会日“民各投集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生，隐实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令，令民知法。其日，天官地神咸会师治，对校书。师民皆当清静肃然，不得饮酒食肉，哗言笑。会竟，民还家，当以闻科禁威仪教敕大小，务共奉行”。
同时，他还针对“宅录”制度严重混乱的状况，规定每年三会日之最后一日，作为登记、审核宅录的最后期限，其日，每个道民都须赍信至本师治所，由本师给以注籍，以便道官“领户化民”。
第二，陆修静十分重视道教斋仪的作用，认为“斋直是求道之本”，主张“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之以诵经；心有贪欲嗔恚之念，故使之以思神。用此三法，洗心净行，心行精至，斋之义也。”他在总结前代斋仪的基础，制定了“九斋十二法”的斋醮体系。并撰述一系列斋戒仪范之书。他汲取儒家的封建礼法、道德规范以及佛教的“三业清净”的思想，从而使道教斋法不仅有了系统的仪式戒科，而且使斋戒仪范的理论更加完备。
第三，陆修静不仅整顿组织、完善斋醮仪式而且还对道教经典进行整理和分类。他早年便注意采访搜集道教经典，曾“南诣衡湘、九嶷，访南真之遗迹；西至峨眉、西城，寻清虚之高躅”。元嘉十四年，即着手刊正，编撰。
泰始三年其从庐山入京，居崇虚馆，又得当时朝廷收藏的杨羲、许谧手书清经真诀。相传由鲍靓所造之亦为其所得。于是他“总括三洞”，校理卷数目录，于泰始七年奉敕撰献。
其针对当时错乱糅杂，使后来学者难辨真伪，“视听者疑惑，修味者闷烦”的情况，于是对之整理考证，编成了一书，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灵宝派的发展。陆修静在整理道教经典的同时，又创造了三洞四辅十二类的道教典籍分类体系，为隋唐以后历代整理道书，编修“道藏”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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