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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能与时俱进的律法固然是有害，甚至是可以说弊大于利，但是胡乱修改律法这种事情，无疑是危害更烈。
所以张嘉师自己选择让秦律的大部分律令沿用，更多是不希望帝国会陷入一部分的混乱。
固然，这种混乱是对于张嘉师而言，不算是太大的问题，只不过眼下也不是能够空出手来处理这些乱子的最佳时机。
而对于律法的变动，张嘉师倾向的是与时俱进，而非是打算制定更好的律法流传万世。
后面一种律法制定方式，或者说是治国方针，在历史上已经证明完全不可行。
而其中最为明显的代表，就是一本《皇明祖训》。
……
《皇明祖训》在朱元璋去世之前一段时间正式编撰完成。
但是从其序章当中就可以看出这玩意到底多么的“墨守成规”：
朕观自古国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当时法已定，人已守，是以恩威加於海内，民用平康。盖其创业之初，备尝艰苦，阅人旣多，历事亦熟。比之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及僻处山林之士，自矜己长者，甚相远矣。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翦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见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革元朝姑息之政，治旧俗污染之徒。且群雄之强盛诡诈，至难服也，而朕已服之；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而朕已齐之。盖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著律令，损益更改，不计遍数。经今十年，始得成就。颁而行之，民渐知禁。至於开导後人，复为《祖训》一编，立为家法。大书揭於西庑，朝夕观览，以求至当，首尾六年，凡七誊藁，至今方定，岂非难哉？盖俗儒多是古非今，奸吏常舞文弄法，自非博采众长，即与果断，则被其眩惑，莫能有所成也。今令翰林编辑成书，礼部刊印以传永久。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於无穷矣！呜呼，其敬戒之哉！
“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於无穷矣！”
咳咳，朱元璋的这一段话，很明显让朱家皇帝们的变法心态遭受到非常惨重的打击。
因为从这一句话当中可以看到的是，朱元璋认为胡乱修改《皇明祖训》，甚至是一件不容于天地，甚至是不容于祖宗的事情。
张嘉师很想问问，有这么严重么？
但是从皇明祖训的内容中可以看到的是，朱元璋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其思考的方面确实是有着很多有利于平民方面的法则。
朕自起兵至今四十馀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其中奸顽刁诈之徒，情犯深重、灼然无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然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以後子孙做皇帝时，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腓、劓、阉割之刑。云何？盖嗣君宫内生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恐一时所施不当，误伤善良。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淩迟，全家处死。
朱元璋反对使用肉刑，这对于朱元璋而言，或者是说明朝的百姓，算是一种好事。
但是朱元璋对于关于官员的苛刻程度，也算是前无古人：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後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淩迟，全家处死。
这一条律令的出现，与明初大案“胡惟庸案”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洪武六年，淮西朋党集团的领袖李善长推荐其同乡兼姻亲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洪武十年九月，胡惟庸升任左丞相。他做了7年丞相，任期内在朝中遍植朋党，不遗余力地打击异己，使得淮西朋党集团的势力不断膨胀。譬如，浙江青田人刘基，曾辅佐朱元璋，立下过汗马功劳，但由于他与淮西朋党集团的矛盾，一直未受重用。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刘基仅封为诚意伯，岁禄只有240石。而李善长则功封韩国公，岁禄4000石。翌年，刘基告老还乡。然而，由于他曾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不宜入相的话，故而深受后者的嫉恨，被解雇革去岁禄。洪武八年，刘基生病，胡惟庸派医生前去看望，但刘基服药后不久便一命归西。
当然，排斥异己还不是胡惟庸案的关键所在。事实上，胡案的症结在于——他为人过于独断专行，许多生杀黜陟等重大案件，他往往不向朱元璋请示，就擅自加以处理。这自然让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深感宰相专权、皇权旁落的危机。
洪武十三年正月，丞相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急不能言，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大怒，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当天处死胡惟庸、陈宁等。同时藉辞穷追其友好，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牵连致死者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胡惟庸案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诛灭直到洪武二十五年方告结束。
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李存义与其子李佑，曾同胡惟庸谋逆。洪武十九年明州卫指挥林贤通倭事发，经审讯得知，是受胡惟庸指使。李善长为了大兴土木，向信国公汤和借用卫卒300名。汤和暗中向朱元璋报告。朱元璋颁敕李善长以“元勋国戚，知逆谋不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其妻等70余人被杀。陆仲亨的家奴告发陆仲亨与唐胜宗、费聚、赵雄三名侯爵，曾串通胡惟庸“共谋不轨”。宋濂的孙子宋慎亦受牵连被杀，宋濂本人贬死四川茅州。朱元璋特地颁布《昭示奸党录》。
……
而在之后的内容当中，同样也有《皇明祖训》墨守成规的前提：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今将不征诸夷国名，开列於後：朝鲜国、日本国、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安南国……
好吧，张嘉师表示：明神宗时期的万历朝鲜战争也算是应对了朱元璋对日本国的理解：实属狡诈……
但是相比起这个，不征之国这个情况也算是坑了当时的明军一把：
1592年5月8日朝鲜宣祖李昖仓皇出奔平壤，随后日军第一、第二、第三军团追击而至，突破临津守备攻陷开城，李昖离开平壤，再继续流亡至中朝边境的义州，并遣使向宗主国明朝求援。
当时朝鲜全国八道已失，仅剩平安道以北，靠近辽东半岛义州一带尚未为日军所陷，李昖认识到若没有明朝的帮助，根本不可能光复朝鲜，因此便派几批使臣去明朝求救。朝鲜的使臣们除了向万历帝递交正式的国书外，分别去游说明朝的阁臣、尚书、侍郎、御史、宦官，甚至表示愿意内附于明朝，力图促使明朝尽快出兵援朝。
然而对于明朝而言，朝鲜的告急难以让人相信，不断地询问朝鲜战事如何，此举让朝鲜国王与诸臣一时惊惧，担心明朝怀疑朝鲜与日本同谋，想要假借向明朝求援引诱明军进入朝鲜来歼灭之。
当时也有福建海商，以到朝鲜经商时听闻的消息，回报朝廷说，朝鲜与日本同谋。李昖在得知此消息后，为了让明朝释疑，除了反复派出使臣外，也将日本威胁朝鲜的书信转呈给明朝，以表示朝鲜无二心。与此同时兵部尚书石星也秘密派遣曾经出访过朝鲜，看过朝鲜国王者，来辨别朝鲜国王的真假，辽东也遣画师前来，秘密画下国王的相貌以资辨别。
最后明朝朝廷亦认为“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因此，不久后便答应李昖渡过鸭绿江，居住在大明领土辽东半岛的宽奠堡，正式受到明廷的保护，同时出兵援助朝鲜。
在明朝反复搜集情资与讨论之际，辽东已经在1592年6月先派遣出宽奠堡副总兵都指挥佟养正率领8名飞骑传信先渡江到朝鲜义州附近准备，分为5拨，每拨须奔驰百里，遇到紧急军情，迅速传递。恰巧倭将屯住在江沙，发数百名骑兵举行操演，朝鲜大臣特地请明将前往侦查，有说：“若只如此，天兵一来，可以剿灭。”
明朝与朝鲜开始磋商基本的事务，首要需要解决的就是军粮问题，因为朝鲜无饷，所以明朝决定由中央直接拨饷给明军，同时也先赏赐朝鲜国王2万两银两。只是粮食转运不便，所以在明军的立场是希望朝鲜能够提供。但是朝鲜政府对于地方的掌控已经完全失控。地方官员很多因为避难都逃亡无踪，中央也不知道地方的详情。
最终在1592年6月15日参将戴朝弁与游击史儒开始率军渡江。
第一梯一渡江后朝鲜政府随即一再催促出兵南下，并且还为了军队的指挥权，明军将领与朝鲜大臣起了小小的口角，不过明军将领相当坚持要等全军到齐才出兵，可以看出明军将领的确是老于战阵，朝鲜的大臣则是因为缺少军事经验与一再的失利而丧失了判断力。
在丁末日原任参将郭梦征与游击王守官率领500军马渡江回辽东，隔日17日，两人又再度率军渡河回朝鲜，共率领506名士兵与马匹779匹，副总兵祖承训也同时率军到来，有军队1319名马匹1529匹。相加之后就可以得知，辽东第一次发兵时共出兵2348人、马匹2622匹，指挥官为副总兵祖承训，后勤调度则是由驻防在九连城的辽东总兵杨绍勋总理其事。
6月间朝鲜使节李德馨屡次上书明朝辽东巡抚郝杰，并在巡抚帐下日夜痛哭不走，辽东巡抚受其感动，遣副总兵祖承训率骑兵两千余人渡鸭绿江救援朝鲜。
1592年7月17日黎明，祖副总兵长途奔袭以游击史儒、王守官等为先锋统军进迫平壤城，史儒率领千总马世龙、张国忠两官先入城，手斩敌首10级，由于连夜大雨导致辽东军火器失效，加上祖承训不熟悉日军战法导致军溃将亡，史儒遭到铁炮命中而亡。军队溃散，祖副总兵仅以身免，一日之内败退过大定江，朝鲜急派兵曹参知沈喜寿往九连城，希望杨绍勋总兵能命令祖承训副总兵暂时留守在朝鲜境内，但祖副总兵撤退过速，已经渡过鸭绿江。
祖承训副总兵在其后上呈给杨绍勋总兵的报告里面，提及了数个问题：
粮草不继，朝鲜无法提供足够的粮草够军队食用。军情不实，朝鲜情报指出平壤只有1000多名倭军，实际交战后估计倭军有上万人。指挥权不专，朝鲜群臣一直希望明军能由朝鲜将领指挥，并且压迫明军在天时不利的情况下出兵。
明军对朝鲜军缺乏信赖，祖承训副总兵指出同时去平壤的也有500名的朝鲜军，结果临交战时，400名朝鲜军先溃逃，剩下的100名则是与对方有所交谈。同时，明军多有遭弓箭射伤与射死，根据朝鲜的情报，倭军只有铁炮与长剑，所以怀疑射箭的是朝鲜人。经过朝鲜使臣的反复申辩，杨绍勋总兵后来接受了朝鲜的解释，也就是军情是由朝鲜的节度使提供的，可能侦查有误，关于射箭一事可能是因为朝鲜兵器落入倭军手中，或者是因为有朝鲜人遭到俘虏，才受到倭军指使。
明军第二波增援而自从平壤兵败后，辽东军就等同是移交了此战争的主导权到中央兵部手里，在其后朝鲜使臣虽然数度拜见杨绍勋，或是其他游击、参将等等，请求再派兵进入朝鲜以壮士气，甚至说出派几百人声援都可以。不过，明朝已经另有战略规划。
明廷和辽东军已知倭军绝非朝鲜以为的数千兵马，而且也已经规划要以中国内地后勤补给来支援作战，并期望能以优势兵力尽速击倒倭军。至于后来为何成为梯次增兵，还是不脱补给不继与情报缺乏两原因。
明军自7月起多次派遣游击沈惟敬到朝鲜，甚至远赴平壤与倭军谈判，其目的在于拖延时日以待大军集结。
同时先派出先锋，不过因为考量到朝鲜的军粮缺乏，所以暂时驻兵在辽东境内，根据《宣祖实录》纪载，所派先锋人数为6000人，其中有副总兵祖承训的蓟州镇兵2400人，和本来要派往建州卫的南军炮手600人，游击张奇功麾下3000人。至于总兵力则是号称10万人，实际派发在7万人。9月己未，敕使薛潘渡江到朝鲜见朝鲜国王做最后的协调，朝鲜国王还表示明朝大军必须要自带粮食，朝鲜的农业基本上是已经破产了。
关于日军人数与明军数目的讨论。9月，朝鲜宣祖召见尹根寿与韩应寅讨论，沈惟敬只看到平壤的敌军人少，咸镜道的敌军更数倍于平壤，尹根寿转述说沈游击表示平壤光是看到的敌军就有1000人，其他分驻的人应当更多，尹根寿说侦探回报平壤军队只有900人，沈惟敬则说，此侦探所言不实应该斩首，预估需要7万人才可以攻陷平壤…。事后以此观之，7万人的确是首次出兵的估计人数。至于朝鲜全境的日军人数讨论，可以见实录再10月庚寅，宣祖召见多位备边司官员讨论，其中有问说“…贼数几何？尹斗寿曰：“…贼自言32万云矣…”，这时尹根寿接着说，贼自己这样说，如果有8万人就可以迅速攻陷朝鲜，因为只有5万人，所以无法迅速战胜。李恒福回答，“我军杀死倭军几乎有10万人矣，如果倭军只剩下40万人，为何到处都有倭军呢？…”所以，虽然已经经过4个多月，朝鲜还是无法确定日本军到底是登陆了多少人，这也为后来的明军所需要派出的兵力估算增加了不少的困扰。
明军的军略。在10月庚辰，朝鲜礼曹判书尹根寿等见明朝葛总兵，葛总兵私底下告诉他们说：“这次动员有关内蓟州、宣府、大同等处镇兵及南兵10万人共7万人，广宁、辽东等地镇兵60万人共70万人，……圣旨以为直杀到王京，如果让倭军今年逃走，则明年必当再次入侵，当使倭军片甲不还。”
这就是明军一开始的用兵规划，希望能集结大军一次歼灭入侵的日本军，只是事后才发现计划与实际有所出入。朝鲜大臣又问粮饷，葛总兵说：“鸭绿江以西车运，以东马运，并不需要使用贵国的钱粮。使臣又问说，那么沈游击的和谈之说，如何？如果真的和谈，小邦的痛就没有办法申张了。葛总兵回答：如果倭军束手哀求请降，那我们也只能默默接受。如果顽强抵抗，就将倭军一次杀光。”
……
明朝对日本放松警惕，事实上与这个不征之国的记载有着很大的关系。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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