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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嘉师原来所在的世界，一开始认为在中国古代文书中，一般不加标点符号，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在文章里加入“句读符号”：表示句子的完结；读号貌似当前的顿号，表示语气的停顿），经常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误解；例如清代诗人赵恬养《增订解人颐新集》中“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一句就有七种解释方法。
但是通过20世纪以来的考古文物中见到，事实上中国从先秦时代就已经有标点符号，只不过这些符号没有统一的标准罢了。
比如说有一些说法：“其实，远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时代，中国就已有一种颇为奇特的标点符号萌芽了。”
清章学诚《丙辰札记》考证：“点句之法，汉以前已有之。”《增韵》云：“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间。”汉代许慎把标点符号收入《说文解字》，收了“、”号，解释：“有所绝止、而识之也。”还收了“”号，解释：“钩识也。”清段玉裁注：“钩识者，用钩表识其处也。
张嘉师不太清楚这么一回事，但是他也没有完全使用后世的那一套标点符号，而是主要选择了句号，逗号，双引号，单引号等约莫十几种比较常见的符号来为这一本《论语》进行分段。
而孔看不明白的是这些标点符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是完全不知道这些标点符号的重要性。毕竟在这个时候，一些孔府的藏书，事实上也有一部分内容使用的就是那种并不规范的标点符号。
在张嘉师的心中，现在使用这种系统性的标点符号，确实是让教育能够更好实行的一个重要辅助手段，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
但是与标点符号相对，还有两种更加重要的基础必须要同时做到，才能够为他构思的教育制度有着真正可实行的关键所在。
第一个是汉语拼音。
张嘉师打算使用的汉语拼音，还是基于后世的那种汉语拼音基准。
毕竟张嘉师自身最熟悉的语言还是普通话，尽管在来到了这个世界之后，张嘉师自己也没有机会说出这种语言，而因为有着青玉灵书的辅助，张嘉师还是能够听得懂很多地方的口音，但是这不代表张嘉师就会将自己最熟悉的语言忘记掉。
汉语拼音是一种主要基于普通话的辅助汉字读音的工具，很多地方方言在张嘉师没有穿越之前，同样也有了自己的注音方式，但是么，总体来说，汉语拼音的重点，还是用来对普通话的教育。
现在的文字读音，主要还是基于两种方式，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
直音，就是用同音字注明汉字的读音，如果同音字都是生僻字，就是注了音也读不出来。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来给另一个汉字注音，反切上字与所注字的声母相同，反切下字与所注字的韵母和声调相同。
但是这两种注音方式，都很不方便而且有着相当的误差。
只不过无法否认的事情是，正好是这两种注音方式，才最终奠定了汉语拼音的实施基础。毕竟要是没有这两种注音方式的出现，恐怕很多文字的读音会变得乱七八糟。
采用直音或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的方式，到了明朝后期才有了最早的改变：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来中国传教，为了学习汉字，他们开始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1605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迹》，其中有4篇汉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注音。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出版物，比“小经”用阿拉伯字母给汉字拼音稍晚，“小经”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给汉字拼音的尝试。
随后在1626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金尼阁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一本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的字汇。注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玛窦方案的基础上修改的。
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是以“官话读书音”为标准设计的，适于拼写北京语音。这种新颖的拼音方法给中国学者以很大的启迪。但是，在两三百年间，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方案只是在外国传教士中使用，没有在中国人当中广为传播。
而利玛窦以及金尼阁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设计，会在很大一方面改变了中国注音的基础，并且让中国注音方式，以一种有规可循的道路前进。
明末音韵学家方以智说：“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清朝学者杨选杞说：“辛卯户糊口旧金吾期翁家，其犹子芸章，一日出《西儒耳目资》以示余，予阅未终卷，顿悟切字有一定之理，因可为一定之法”。
这两位明清学者的相应评论，则是说出了这种注音方式的正确性。
而中国人自己的汉语拼音运动是从清朝末年的切音字运动开始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挽救民族危亡和振兴中华的热情，激发着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国的主张，梁启超、沈学、卢戆章、王照都一致指出，汉字的繁难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一场“切音字运动”。
“切音字运动”，是指清末20年间发端于民间的创造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运动。切音就是拼音，也叫合声，切音字就是泛指在这一运动中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汉语拼音方案。
而这些历程，最终在1958年，奠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汉语拼音方案》是拼写规范化普通话的一套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
张嘉师使用的，就是这么一套《汉语拼音方案》。毕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套方案已经相当成熟，而且张嘉师自己在思考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同样也认为这种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比如说在十年以内，能够将他的构思，在很大一方面实施。
张嘉师自己也不是没有想过，使用咸阳地区的主流语言，也就是现在的“官话”来作为注音模本。
但是张嘉师在思考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
毕竟张嘉师很无奈的发现一点，那就是以他的水平而言，想要跟后世的文学大师们做到推演出《汉语拼音方案》这种事情，无疑是痴人说梦。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潜质。
所以在思考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张嘉师最后还是使用了这一套已经相当成熟，而且可行性相当高的方案。
……
《汉语拼音方案》被张嘉师认为必须要去使用，很自然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大秦帝国的官方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将会不需要进行多大的推动，就会逐步演变成普通话。
而这也是张嘉师所期待的成果，以及认为教育方式能够有效推广的重要标准以及另外一个基础。
普通话的官方名称是标准汉语，也被学术界称之为“现代通用汉语”。这种语言是中国不同民族间进行沟通交流的通用语言，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所以在汉语拼音方案出现之后，普通话的普及，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而在这个语言推广之前，也有着两方面的原因考虑：
一、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主要是考虑到新中国定都北京，而北京地区的人都说普通话，况且其作为官话有一定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北方的汉族人虽然有自己方言，但是也能说少许普通话，因此为了稳定大局，新中国顺势就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文字，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美苏对抗，为了避免国外敌对势力的联合绞杀，新中国迫切需要一种共同语来实现不同地区的新中国国民的沟通与交流，以举全国之力对抗外敌，而普通话有元明清三个朝代，长达七百多年的推广历史和基础，因此继续沿用普通话作为官方用语。
而在某个意义上而言，大秦帝国时期的语言体系严格来说还不算是太过繁杂，甚至是乱七八糟。
因为根据记载，商代当时均持中原雅音，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之所需，这也表示在很早以前人们都已经有了“雅音入市”的认识。
而最早能够找到的官方推广共同语政策在隋代。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由于当时中国北方地区长期在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汉族习俗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心想恢复汉族礼乐的隋文帝做了很多恢复汉族文化的举措，其中包括命陆法言等编著《切韵》，审定比较经典、纯正的汉语。
元代定都在大都，就是今天的北京。元代朝廷规定学校教学要使用以大都语音为标准的天下通语。元代盛行杂剧和散曲，这是两种接近口头语言的新的文学形式。
著名的杂剧作家关汉卿、马致远、王实甫都是大都人，他们的作品《窦娥冤》、《汉宫秋》、《西厢记》等反映出当时大都话的面貌。元代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根据元杂剧的用韵编写的，书中归纳的语音（声母、韵母、声调）系统已经相当接近今天的北京话，因此，大都话成为近代普通话开始形成的最原始基础。
可以说，现在推广普通话，在主流还是有着“雅音”基础的大秦帝国势力范围，事实上也不算是一件太困难的事情。
而张嘉师有着自信，认为自己制定的教育方案能够成功实行，主要还是因为大秦帝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了进行教育统一发展的一方面先河，那就是书同文制度的实施。
……
秦统一六国前，诸侯国各自为政，文字的形体极其紊乱。这给政令的推行和文化交流造成了严重障碍。因此在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即把统一文字作为当务之急，令丞相李斯、中书府令赵高和太吏令胡毋敬等人，对文字进行整理。李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参照六国文字，创造出一种形体匀圆齐整、笔画简略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字。隶书也叫“隶字”、“古书”。是在篆书基础上，为适应书写便捷的需要产生的字体。就小篆加以简化，又把小篆匀圆的线条变成平直方正的笔画，便于书写。
两种形体的文字均在全国推广。但把小篆作为秦国标准文字，隶书作为日用文字，皇帝诏书和政府正式文件一般用小篆书写，非官方文件用隶书抄写。
这一种情况，让张嘉师认识到，自己的想法也许有一定的实施难度，但是既然有了这个先例，接下来就算是实施“言同语，说同调”，张嘉师都不认为有什么问题。
当然，张嘉师可不认为自己的想法，或者是先行布置已经相当完美。
但是有一点，张嘉师同样无法否认的是，那就是汉语拼音方案以及普通话语调，固然是有实施成功的相应因素。
而有一个事情，张嘉师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很多文字他确实是不知道该怎么注音。
所以，在一切都没有实施之前，张嘉师想到了利用儒生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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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抬起头看着张嘉师，他对张嘉师的感觉很奇怪，那就是他在看完论语之后，也知道了一些标点有可能发挥出来的作用。
但是不得不说，那就是他的心中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张嘉师让他们儒家门人做的事情，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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