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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将这个事情归纳与始皇帝“焚书坑儒”的举措上有着部分缘由，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始皇帝时期确实是有着焚书的举动，但是先不说各地郡县的官府内也有着一些被焚毁书籍的存档，仅仅是在咸阳城内所保留的书籍就应该是比较全面的。
这可以说是始皇帝在听从李斯的建议之后，对中华文化所选择的一种保护措施。
然而，最终这么一个保护举动，被进入咸阳之后的项羽以及楚军，连带咸阳城以及咸阳宫，都付诸一炬。
所以说，与其说是始皇帝湮灭先秦时期的不少文化，还不如说最终做出这一点的是项羽这个被称之为“沐猴而冠”的屠夫。
但是毫无疑问的一点，始皇帝的书同文制度，可以说再次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以及发展，再次开辟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即使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当中，文字的种类并不在少数，但是严格来说，在秦帝国之后的文字，更多是书写方式的大同小异或者是一些被认为是很少人看得懂的书法的争锋而已。
而在官方文稿的书写方式方面，往往是有着自己的一套既定选择。
这一点就是从始皇帝时期再次开展的。
而在某个意义上，书同文制度的再次发展，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传承以及发展的最重要关键之一。
若是没有书同文制度，而是让战国时期的那种“文字各自为政”的情况再次出现，那么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而言，基本就是慢性自杀的结果。
而在这么一个情况下，若是缺乏一个有效率而且得到更多人认可的文字发展体系来作为传承文化的基础，那么很有可能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华文化将会逐渐被异族的浅薄文化水平所取代。
北魏这个国家，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异族代表。
后世历史当中将这个国家所在的朝代，称之为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
其中，南北朝的北朝，所指的就是北魏。
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有着一个对于后世中国而言，或者是说对东西魏，北周北齐甚至是隋唐两国有着很直接关系的变革，这个变革就是孝文改革。
这个改革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为何以汉化为主体框架进行，主要就是因为鲜卑族的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同化下，很快就成为鲜卑族部分官员的爱好。
鲜卑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北方民族，拓跋部是鲜卑族活动在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的一个分支。拓跋部不断南迁，在西晋时，部落首领拓跋猗卢因为帮助当时朝廷抗击刘渊、石勒有功，被皇帝封为代王，建立了代国。但不久，代国被兴起的前秦所灭，拓跋部的历史也暂时的中断了。淝水之战后，前秦统治瓦解，拓跋部的拓跋珪趁机复国，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并改国号为魏，称皇帝，史称北魏。此后几代北魏统治者都致力于统一，发动兼并战争，先后灭掉了北方的大夏、北燕和北凉，于439年统一了北方。
五胡乱华以后，终由鲜卑族的拓跋氏统一华北，建立北魏，其时北魏历代君主都已重视汉文化之学习。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已有冯太后与朝臣李冲的改革，建立均田制，重新建立以农业为主体的大帝国。由于孝文帝由属汉族的冯太后抚养，受汉文化影响较深，即位后才有日后的汉化政策。
在民族征服的过程中，北魏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征服战争中也常常出现疯狂的民族杀戮，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改革的必要性）。到了北魏中期，民族矛盾虽已日趋缓和，但由于统治阶级过度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农民起义年年爆发，特别是公元445年（太平真君六年）在陕西杏城的卢水胡人盖吴领导的起义，发动了十余万群众参加起义，北魏政府派出6万骑兵前来镇压，统治者拓跋焘亲临指挥，最终盖吴被叛徒杀害，盖吴起义失败了，却使北魏统治者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公元471年（皇兴五年），拓跋宏即位，是为孝文帝。此后，农民起义依旧有增无减，而朝廷残酷的镇压非但没有平息人民的起义，反而激发了更多矛盾和斗争。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冯太后孝文帝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统称为孝文帝改革。
而孝文帝本身受到汉化影响的程度很深，据说太和十四年（490年），孝文帝拓跋宏年满二十三岁，这时，他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卓越才华、有胆有识的青年政治家。在冯太后的长期严格教育和直接影响下，他不但精通儒家经义、史传百家而才藻富赡，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增长了实际才干，这些都为后来的改革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年九月，冯太后病逝。孝文帝哀伤至极，大哭三日。他痛哭失声地对臣下说：“朕自幼承蒙太后抚育，慈严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无不谆谆教诲。”又在诏书中说：“朕幼年即帝位，仰恃太后安缉全国。朕的祖宗只专意武略，未修文教，又是她老人家教导朕学习古道。一想起太后的功德，朕怎能不哀慕崩摧？内外大臣，谁又不哽咽悲切？”从此以后，孝文帝独自挑起了改革的重担。
太和十七年（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孝文帝继承太后遗志，重用汉族士人，在各方面进一步实施改革，全盘推行汉化。他模仿汉族王朝的礼仪，作明堂、建太庙、正祀典、迎春东郊、亲耕藉田，祭祀舜、禹、周公、孔子，养国老、庶老，允许群臣守三年之丧。
太和十五年（491年）十一月，他仿照汉人官制，大定官品，考核州郡官吏，他在考课诏中规定：“二千石官吏考在上上的，试充四品将军，赐乘黄马一匹；考在中上的，委任五品将军；考在上下的赐给衣服一套。”同年冬天，设太乐官，议定雅乐，除去郑、卫之音；命中书监高闾与乐官讨论古乐，依据儒家六经，参照各国音乐志，制定声律。
太和十六年（492年）正月，颁布五品诏，诏令规定：宗室远属不是太祖拓跋珪子孙和异姓封任的都降为公，公降为侯，侯降为伯，子、男不变。名称虽易，但品秩如前，公为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又命令群臣议五行之次，采纳秘书丞李彪等人的建议，以为晋承曹魏为金德，北魏应承晋为水德。四月，颁布新律令，废除了北魏初年残酷的车裂、腰斩，改为枭首、斩首和绞刑三等，把夷五族、夷三族等酷刑加以降等，夷五族降止同祖，夷三族降止一门，门诛降止本身。
而孝文帝改革的几个重要重点，有着以下几个方面：
一：太和年间，议定百官秩品，分九品，每品又分正、从。从品为北魏之首创。十九年，又按照家世、官爵等标准，将代北以来的鲜卑贵族定为姓、族，姓为高，族次之，其中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言，一同四姓。”
所谓四姓，一说为中原汉族高门崔、卢、李、郑，一说为汉族甲、乙、丙、丁四种郡姓，后者似为确。班定姓族，使鲜卑贵族与汉士族得以进一步结合。
这个方面的改革，很有可能就是让主要掌握汉文化的中原士族逐渐进入到朝堂，起到普及汉文化的基础。
而九品中正制度当与之相对的南朝宋国，虽然依旧是成为了朝堂的主流，但是在包括刘裕这个开过君主在内的人都出身草莽的关系，南朝的世家大族更多是有力者的附庸或者是交好对象而已。
这个时期的世家大族，与东晋时期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时期相对，已经逊色不少。
所以在某个意义上，北魏实施九品中正制度，就是让世家大族找到又一个崛起契机的地方。
二：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拓跋宏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为了这个，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很恼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不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太和十七年）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南朝齐，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在朝会上，任城王拓跋澄站出来反对，退朝后，他立即召见任城王澄，屏退左右，单独与澄计议说：“这次举动，的确不易。但国家兴自塞外，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实在难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朕想趁此南伐大举而迁居中原，不知任城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立即表示赞同。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桥，以备大军渡河；并亲自讲武，命尚书李冲负责武选，选择才勇之士。七月，立皇长子拓跋恂为太子，发布文告，移书齐境，声称南伐；下诏在扬、徐二州征集民丁、召募军队；又使广陵王拓跋羽持节安抚北方六镇，调发精骑。至此，准备基本就绪。
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是仿效先祖的美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迁都洛阳可以说是将北魏的政治中心迁移到汉文化最为深厚的区域。
而且在之后，孝文帝实施汉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即将语言改变，规定不再说鲜卑复合语，而须改说单音节的汉语。
魏书?咸阳王禧传记载孝文帝言：“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其年三十已上，习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仍旧；若有故为，当加降黜。”
在某个意义上，语言保护对于一个民族而言，算是最为根本的手段，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强制性的改变语言的方式，确实是让很多史学家都感觉到不可思议。
当然，当其时据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语言标准，或者是说当时的“官话”，据说起码还有“平城”“洛阳”两地的口音标准，所以即使是选择强制说汉语，但是孝文帝对于地方方言的改变，似乎没有一个直接的认识。
而在某个意义上，这一点也算是比较致命的，因为地方的方言差距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凝聚力发展的重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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