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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对于这一个情况，张嘉师真的只能够表示呵呵哒。
来到了大秦帝国这么十几年的时间，张嘉师很清楚一点，那就是一个制度是否有存在的必要，除了生产力的基础提升之外，还有着一点相当重要的，那就是相应的主流思想是否支撑制度继续存在。
换一句话说，中国的封建制度能够传承两千多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事情。
而在某个意义上，儒家的思想恰好是在其成为主流思想之后，为封建制度的传承提供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文化思想基础。
所以，想要实现一种异于封建制度以及儒家思想所结合的制度，那么就必然需要削弱两者结合在一起的根基。
事实上，中国封建制度的消亡，还真的需要感谢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逐渐传入到中国的西方思想。
因为正好是这种西方思想的传入，以及封建制度无法支撑起生产力跃进的时代，才会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而说出这一句话的李鸿章，恐怕没有想到，他所主导的洋务运动，为封建制度的消亡以及大清帝国的覆灭，恰好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出自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而从这一方面而言，洋务运动恰好是在封建制度跟已经变质的儒家思想相结合的“中国思想统治”根基上，来了狠狠的一下。
固然，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90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统治的“自强”、“求富”运动。
但是有一点是无法忽视的，那就是洋务运动当中所衍生的一个新生的阶层成员，成为了封建制度最为直接的掘墓人之一。
洋务运动的进程大致如下：
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一日（1861年1月11日），恭亲王奕訢，会同桂良、文祥上奏的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推行了一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
1861年辛酉政变以后，与原有保守势力有冲突的慈禧登上了统治的中心，为了能够坐稳统治地位，她对洋务派采取了扶植的政策，洋务派登上清朝的政治舞台后，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装备了一些军队他们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为国防事业作出重要的贡献。
北洋海军的建立，是洋务运动军事方面的最高成果之一。尽管最后北洋海军失败了，但是它毕竟曾经是中国可以威慑海洋的先进军事力量，在世界海军史上都占踞了一席之地，并且在培养北洋海军的过程中，还带动了一系列的近代事业发展。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等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也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与洋人“商战”、“争利”。于是，他们提出了求富的口号，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了。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还将业务发展到外国，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
以后，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等行业相继出现。轻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中国近代纺织业、自来水厂、发电厂、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
而在洋务运动之前，有着一个基础，那就是一个理念的悄然兴起，那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著名主张。
1842年海国图志问世，作者魏源在该书原叙中指出著书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而“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
魏源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即抵抗侵略、克敌制胜。
在这个主张里，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这个主张表现出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向处于巨大变故中的中国人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实践意义上，它是后来洋务运动甚至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等一切革新运动的先声。
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也衍生出一个可以说对儒家学说最为致命的思想发展方针——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中学”指以三纲八目即明德、新民、止至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中学和西学之争并没有停止，几乎当时整个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和学术界都参与了这个大论战。清朝官员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口号很流行，但他是在满清传统体制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提出的，其目的是为中学巩固地盘，以便维持中学正统的地位，也就是封建的体制。这跟最早冯桂芬提出的“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是为西学占一点地盘而不是让中学独占的目的完全不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其著作劝学篇中全面论述了这一思想。张之洞为了调和统治阶级顽固派和改良派之间的矛盾，系统地总结了自己的洋务实践，把前辈的思想归纳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成为洋务派的思想武器。张之洞的劝学篇全面阐发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中体”是指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西方的先进科技。“西学”为“中体”服务。
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早期对于冲破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引进西方自然科学，促进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和新式教育的产生发挥过积极作用，后期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后世认为中体西用思想有着三点积极方面以及四点消极方面的情况：
积极方面有三点：
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各思考的主要问题。
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同时，也间或渗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内容，这就使向西方学习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
“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
不过他们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二，中体西用思想起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义侵略狂潮的冲击下，一个民族倘若不想沦为殖民地，就必须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
唯有如此，方可确立一个借以发展与更新的根基。在当时，中体西用原则所包含的中国意识是团结爱国者的旗帜，它号召着人们加强民族团结，抵抗侵略，保卫中华。
纵观当时先进人们的有关言论，不难发现:虽然少数人曾对中体西用这一文化原则整体上的正确性有过疑虑，但是从未有人对其中所含的民族性提出过怀疑。相反，每当涉及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时，人们总不免提起中体西用。如康有为等人有关“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就很难说与中体西用没有一点历史联系。没有中体作为纽带，中国文化是难为继的。
第三，中体西用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中体西用的本意没有这个内容，但它的思维逻辑，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得到了启示。洋务运动后，拒绝学习外国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没有市场了，而****的主张，也被多数人所否定。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外国的东西，已经逐渐成人们遵循的法则。
维新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同时，也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尽管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是维新派人士和孙中山对怎样学习外国的思路是正确的。
总之，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引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消极的四个方面：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
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
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些在今天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份量，可置人死地。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
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我们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
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
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这个口号提出之初的进步用意，我们是不能抹煞的。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
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
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韧”。
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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