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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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争论在军事著作当中，往往与孙子兵法并称。

    但是在某个意义上，战争论更加符合作为近现代战争的教程，而孙子兵法则是应算是理论指导方面的引导。

    这一点与孙子兵法本身更加倾向于理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在孙武十三篇呈现在吴王阖闾面前的时候，孙武并没有参与到战争的记录，甚至在后世当中，有着一种观点，那就是孙武到底是否存在。

    这一种观点，张嘉师本身不置可否，但是他同样在跟白起的描述当中，知道孙武也许存在，但是哪怕是战国时期，都没有关于孙武的比较详细的描述。

    而关于孙武的出身，在战国时期往往也就是一个齐国小贵族了事。

    从另外一点而言，在春秋时期的中后期到战国中期，孙膑著作出孙膑兵法，甚至是可以说司马法要比起孙子兵法为人所熟知。

    但是在战国时期，很多人认同孙武的存在，因为孙膑的尊称是“齐孙子”，而非“孙子”。这一点则是说明孙武与孙膑并非同一人，而孙武已经成为兵家某派学说的开山始祖。

    而与在著作孙子兵法之前，似乎没有实战经验的孙武相对，克劳塞维茨在著作战争论之前，可以说有着很深刻的军事经历以及实战经验：

    克劳塞维茨在1803年从柏林军官学校毕业后，任奥古斯特亲王副官。1806年10月随亲王参加奥尔施泰特会战时，被法军俘虏，翌年底获释。1809年初调普军总参谋部工作，任总参谋长兼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g.j.d.von沙恩霍斯特的办公室主任，协助沙恩霍斯特从事军事改革。

    1810年秋任军校教官，并为王太子讲授军事课。1812年春，主张联合俄国抗击法国，因不满普鲁士国王同拿破仑一世结盟而辞职，转到俄军，在骑兵军和步兵军司令部中任职。1814年回归普军。翌年任g.l.布吕歇尔军团第三军参谋长，参加利尼会战。

    1818年5月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9月晋升为少将。任校长职12年，潜心研究战史和从事军事理论著述。1830年任炮兵第二监察部监察。1831年5月任驻波兰边境普军参谋长。同年11月卒于布雷斯劳。

    克劳塞维茨去世后，他的妻子于1832～1837年整理出版了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遗著，共10卷，1～3卷为战争论，其余为战史著作。法国大革命、历次拿破仑战争和19世纪初欧洲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克劳塞维茨世界观、军事观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克劳塞维茨虽然对法国大革命持反对态度，但他同时也清楚地看出了这次革命在军事上引起的根本性变化，并对封建主义军事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抨击。

    克劳塞维茨研究了1566～1815年期间所发生过的130多次战争和征战，撰写了论述荷兰独立战争、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战争、路易14战争、菲特烈2世战争、拿破仑战争、1812年卫国战争、1813年德意志解放战争等许多军事历史著作。克劳塞维茨的主要著作是战争论。

    战争论的结论是：“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必不可免地具有政治的的特性，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表，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对于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论点，列宁曾给予极高评价。列宁称他为“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作家”。然而，作为唯心主义者的克劳塞维茨，把他国家的政治视为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而不懂得政治本身的发展动力就是阶级斗争。他认为战争只不过是对外政策的继续，而没有认识到战争同对内政策的联系，把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社会制度、政治与阶级斗争割裂开来。由于他没有揭示出战争的社会性质和阶级本质，所以在他论述具体战争时，就无法阐明战争的侵略性或正义性。

    克劳塞维茨认为“每个时代均应有其特定的战争”，军事学术的变化是由“新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引起的。这些判断是正确的。但他并不理解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军事学术的发展，所以他对这一点的解释是相当矛盾的。

    克劳塞维茨在研究军事学术理论及其组成部分--战略学和战术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反对军事学术中的“永恒的原则”，认为战争现象是不断发展的。同时，他又否定在军事发展上存在规律性，并且断言“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是一个充满不确实性的领域”。

    克劳塞维茨是第1个在西方军事科学中明确提出了交战、战局乃至整个战争的一些实施原则：最大限度使用全部力量；集中尽可能的兵力于主突方向；发挥军事行动的突然性、快速性和坚决性；有效地利用既得战果。

    克劳塞维茨揭示了精神因素的制胜作用，这也是他对军事理论的重大贡献。克劳塞维茨认为，主要精神力量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武德及其民族精神。然而，由于克劳塞维茨没有弄清战争的社会本质和民众在战争进程中、战争结局中的决定性作用，过分地夸大了统帅的作用，因此他就无法认清精神因素的真正源泉。

    后世有一种观点认为：克劳塞维茨的观点仍是资产阶级的中庸思想：在进步的观点中夹杂着反动思想、普鲁士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克劳塞维茨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他以这种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为指针，在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中首次对战争和军事学术等一系列现象的相互联系和发展作了分析。

    而同时，后世有人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观点整合成六点：

    一、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就如同一条变色龙，每一次战争都有其自己的特色，千变万化，各不相同。但战争的暴烈性，战争的盖然性和偶然性却是其根本属性之一。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看，政治是战争的母体。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战争看成独立的东西，而要看作是政治的工具，是为政治服务的。军事观点必须服从于政治观点。任何企图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战争爆发之后，并未脱离政治，仍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

    二、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的政治目的即是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必然要通过武力决战，通过战斗才能达到，它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消灭敌人包括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个方面。当然，消灭敌人并不意味着蛮干。有勇无谋的硬干，不仅消灭不了敌人的军队，反而会使自己的军队被敌人消灭。

    三、战略包括精神、物质、数学、地理、统计五大要素。

    精神要素指精神力量及其在军事行动中的作用。物质要素指军队的数量、编成、各兵种的比例等。数学要素指战线构成的角度、向心运动和离心运动等。地理要素指制高点、山脉、江河、森林、道路等地形的影响。统计要素指一切补给手段等。克劳塞维茨认为，“这些要素在军事行动中大多数是错综复杂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中精神要素占据首位，影响战争的各个方面，贯穿于战争始终。“物质的原因和结果不过是刀柄，精神的原因和结果才是贵重的金属，才是真正锋利的刀刃。”

    四、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

    克劳塞维茨认为，数量上的优势在战略战术上都是最普遍的制胜因素。虽然在实际作战时，通常不可能处处形成优势，但必须在决定点上通过巧妙调遣部队，造成相对优势。一切军事行动或多或少的以出其不意为基础，才能取得优势地位，使敌人陷入混乱和丧失勇气，从而成倍地扩大胜利的影响。战略上最重要而又最简单的准则是集中优势兵力。用于某一战略目的的现有兵力应同时使用，越是把一切兵力集中用于一次行动和一个时刻最越好。会战是战争的真正重心，由几个战斗所形成的大规模会战能有效地消灭敌军，所取的的成果最大，故高级将领应当重视这种双方主力之间的战争，视其为挫败敌国交战意志的重要手段。

    五、战争中的攻防。

    克劳塞维茨认为，进攻和防御是战争中的两种基本作战形式。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整体为防御，局部可能为进攻。进攻中含有防御因素，防御中也含有进攻因素。进攻可转变为防御，防御也可以转变为进攻。一般说来，防御有离自己的兵员和物资补给地较近，能依靠本国民众的有利条件，但它的目的是消极据守。进攻具有“占领”这一积极目的，并通过占领来增加自己的作战手段。

    六、要积极向战史学习。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理论是成长于战争经验土壤里的果实。战史是最好的、最有权威、最能说服人的教师。战争理论和原则的提出，应当在研究战史的基础上进行。当然，战争理论也要随着时代和军队的变化而变化，要适应特定国家的需要，具有时代的特点。

    除了这六点之外，后世对克劳塞维茨进行了相应总体评价：

    克劳塞维茨把战争比作一条“变色龙”，认为每个时期的战争都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它的基本色彩包括三个方面，即战争要素的暴烈性，盖然性和偶然性的活动，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

    战争的这三个方面是克劳塞维茨探讨战争问题的出发点，是他提出“绝对战争”和“现实战争”形态的根据。战争要素的暴烈性是把战争放在纯概念的抽象领域中得出的。他把战争看作是两个人搏斗的扩大，因而战争是一种暴力行为，所追求的目的是打垮对方。这就是所谓“绝对战争”形态。但现实中的战争是各式各样的，阻碍绝对战争形态实现的原因之一，是战争的盖然性和偶然性在起作用。战争是由具体的国家、统帅和人进行的。

    人有坚强的人，也有软弱的人，有始终如一的人，也有不彻底的人。此外，战争中还存在着情况不明等困难。克劳塞维茨把战争中人的这种不彻底性及情况不明等困难，称为“阻力”。在阻力重重的情况下，盖然性和偶然性就有了充分的活动余地。在现实的战争中，作战一方可根据对方的特点和状况，按盖然性推断对方的行动，从而确定己方所需使用的力量，而不必追求极端。

    偶然性又使战争充满了机遇、幸运和不幸，所以战争十分近似赌博。绝对战争形态不能实现的另一个原因，是战争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在起作用。任何战争都有政治目的，所追求的政治目的如果不大，对方的反抗不会太强烈，那么自己需要使用的力量也不会太大，反之亦然。因此，战争的政治目的既是衡量使用力量多少的尺度，也是衡量战争激烈程度的尺度。战争是暴力行为，因而在战争中要准备流血牺牲，任何仁慈、怯懦的观点都是有害的；战争像一场赌博，充满盖然性和偶然性，因而冒险精神和统帅的天才大有用武之地。

    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从属于政治，是政治的工具，因而统帅应具有政治头脑，应正确地认识他所从事的战争，正确地使用这一工具。政治是孕育战争的母体。由于发动战争的动机不同，产生战争的条件不同，战争必然是各不相同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看作是政治的工具。

    在使用这种工具时，必须了解其特点，使战争的进程同政治意图相符合，使政治要求同战争手段相适应。政治不能向战争提出战争所不能实现的要求。他一再强调，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军事观点必须服从政治观点，任何想使政治观点从属于军事观点的企图都是荒谬的。战争在爆发之后，并未脱离政治。政府之间的政治交往并不因战争而中止，只是用另一种手段来继续。也就是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当然不是书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

    克劳塞维茨认为，在战争中，最终解决问题的是战斗，是流血。战争中追求的目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打垮敌人，消灭敌人军队，占领敌国领土，入侵敌地区，待敌进攻等。达到这些目的的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战斗。所谓战斗，就是消灭敌人军队。消灭敌人军队，不仅指消灭敌人的物质力量，还包括摧毁敌人的精神力量。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

    消灭敌人军队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冒较大的危险，但它具有较大价值，因而是值得的。消灭敌人军队同保存自己是实现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统帅可以运用各种方法，利用敌人的弱点达到媾和的目的，避免大的冲突和流血，但必须有充分的根据和成功的把握，并为此做好战斗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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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嘉师若是以其作为一个大秦帝国控制者的目光来看待克劳塞维茨的理论，则是会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克劳塞维茨本身虽然说出了：“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这样的一个观点。

    但是毫无疑问，克劳塞维茨在政治方面的理解相对而言比较狭隘。

    这一点很有可能与克劳塞维茨所处的位置有着必然的关系。

    毕竟就好比是一句不太好听，但是确实很有道理的话一样，那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同样能运用在克劳塞维茨身上。

    毕竟就经历而言，克劳塞维茨虽然是曾经担任过军校校长，但是其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国家事务的处理，同样也是限制克劳塞维茨的眼光的一个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