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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笔楼 > 定秦曲 > 第五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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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嘉师虽然本身并不是一个接触到军事方面的人,但是在穿越到大秦帝国将近十年的时间,超过三年的时间都算是指挥军队在外作战。

    所以在一些方面而言,即使是张嘉师本身没有经历过系统性的军事学习,但是在耳濡目染的前提下,他对于军事方面的理解并不差于一些人。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张嘉师的身体内同样寄居着一个被誉为千古杀人王以及真?战国名将的白起,假如张嘉师在作战当中出现一些大的错误,白起也能够进行一番弥补,不至于出现大错。

    在某个意义上,战争的胜负的关键,其实就是那一方犯的错误更小而已。

    而在后勤方面,张嘉师并没有详细的理解,他不清楚在后世的一些后勤方面的理念已经相当成熟。

    后勤是战争科学中一个与众不同的分支,它包含的大量活动,应与战术或战略活动相协调,而不应与战术或战略相混淆。

    后世认为,把陆军和海军作为统一的作战机器来认识,这一点十分重要。

    当人们制造一台新机器时,事先总设想了它的用途。如果事先未考虑好用途,就不会动手制造新的机器。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对机器的需要,而机器的产生则是对需要作出的回答。在这方面,作战机器是不是有所不同呢?

    如果说对作战机器有什么需要的话,那就是要靠它来强制推行国家的政策。一个国家如不能强制推行它的政策,就不能维护它的主权。但是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国的政策遭到反对。外交谈判充斥着公开的,缄默的或者隐蔽的威胁。对国家政策的反对可能得逞,除非抵制这种反对时有实力为后盾。机器是用于特定目的的各种力量的有机组成。作战机器是对付某一国家政策的反对力量的一种组织。如果我们假定这个国家有决心维护它的主权,那么,它对作战机器的需要就是不言而喻的。

    一旦需要机器的问题获得解决,我们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需要什么样的机器,因为机器是各种各样的。

    有些机器在设计上具有积极的功能,能完成某种积极的工作,比如割草机可以用于割草或清除杂草。另一些机器是专为防止或改变某种力的作用而设计的,比如堤坝是为了拦阻洪水。

    但堤坝可以用来完成两项任务:一是阻挡洪水流向某一方向,以保护附近的财产;二是在溢洪道上安装轮机发电,有些堤坝主要目的在于保护附近的财产免受洪水之害,发电只起次要作用。另一些堤坝则主要是为了发电,保护财产居于次要地位。

    作战机器可以象堤坝那样,作为防护设施使用。按照这种设想,它就是以力抗力的一种组织。就是说,它可以象堤坝那样安装一套积极的机械(溢洪道上的轮机)。除了静止的功能之外,它还能做一些主动的工作。这是以防守为主的作战机器。但它也可以设想为割草机那样主动工作的机器,比如说,清除田地里“敌对”的杂草。这是以进攻为主的作战机器。

    在这两大类作战机器中,我们必须选择能解决特定问题的一种。如果国家政策受到洪水的威胁,而洪水又能用堤坝来对付,那么,堤坝就是人们所要的机器。如果威胁是以敌方军队急剧扩大的形式出现,象野草一样在对方的土地上蔓延,在它恶性蔓延到我方土地之前,我们就能把它铲除个一干二净。为此,我们就必须拿出我们的割草机。

    有时候,一个拥有肥土良田的人,一边受到洪水的威胁,另一边又受到邻人地里杂草蔓延的威胁。那么,他就必须兼用堤坝和割草机两者。所以,一个民族要保卫它的国家,有时必须在它的南部边界清除邻国地里的杂草,在它的北部边界上建筑堤坝。

    仅仅是确定机器的性质,还不等于决定了机器本身的建造设计。

    工程师要设计一座堤坝,必须收集气象条件、地形条件、混凝土强度等等有关资料。他设计的堤坝可能只需对付最小的降雨量,但他的计算必须以最大的降雨量为基础,充分考虑过去的经验和已知的条件,再加上适当的安全系数。

    现代的农民已不会用镰刀去进行工作量很大的除草或收获庄稼等农活。如果他这样做,他就会在竞争中失败。

    作战机器无论是进攻用的还是防御用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都必须具有足够的威力,能完成事先经过计算的工作。假如堤坝能与作战机器相比拟,我们就可以说:堤坝的每个部分如不牢固,它就毫无价值可言;而用于防御战略的作战机器,如果不是每一点都很强固,必然要误大事。由于这个缘故,防御战略的风险是很大的,如果它哪一点也不行,破坏性的洪水就会长驱直入;如果它只是某一点出了毛病,那就还有补救的希望。

    对后勤工作来说,关键在于:作战机器必须是一个统一体(就机器的类型和力量而言都应如此),能完成它可能担负的各种任务。后勤工作者对整个机器的设计是很关心的,因为制造机器的工作大都属于后勤的范围。后勤任务的定量和定性分析必须以整个战争机器任务担负的性质和工作量为基础。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战略,是防御还是进攻,随之而来的后勤任务,也是不相同的。

    而张嘉师虽然不太清楚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些后勤方面的概念,本身就在大秦帝国已经有所运用,只不过在很多细节方面,不如后世有着更好的经验总结而加以改良。

    在后世,军事人员对后勤部各个部门的任务,用不着逐一具体分析,而可提出总的要求如下:即每个后勤军官,为了使他所在的部门能生产最多的产品,达到最大发展的目的,都应当从头至尾地研究该部门的任务,而且既要注意大的方面,又不放过一切细节。

    如果某个部门是搞产品制造的,它就不但要满足和平时期的消费需求,而且要能最大限度地扩大生产,满足战争的需要。凡是战时生产需要的各种机器和工具,都应在平时制造就绪。凡是预计在战时制造军火的私营工厂,都应当早有安排,预先考虑其种种需要,如:使之拥有一切必要的机器设备,或迅速供应其所需的规格和材料,便于它们进行特种制品的生产,或者扩大其原有制品的产量。这些工厂应当备有专门的设计图纸,全套技术规格和检验产品的仪器,以保证它们满足战时需要。上述具体事项,在和平时期就要逐一落实,一旦战争爆发,只需号令一下,就能开始行动。原材料的动员法令,也应在平时制定,一旦宣战,就可以知道这方面必须做些什么。应当成立一个委员会,使之有权强迫生产者去满足原料的需求并负责确定其价格。在这次欧战中,这方面的工作,在德国是由陆军部的“原料局”完成的。

    任何一个负责生产作战物资的部门,还有另一项职能,那就是必须获得有关最新进展和发明的情报,它的产品才能成为符合预定用途的最佳产品。为了做到这一点,负责生产的官员必须熟悉产品的使用性能,并随时注意应行改进之处。

    在现代战争中,交战国家在资源动员方面的竞争空前激烈,看来只有最能经济地使用其资源的一方,也就是谁最能从其资源的耗费中获得最大效果,最善于选择最经济的武器(即以一定成本生产的武器,能最大限度地破坏敌人的战争资源)等等,谁才能赢得战争。就当今的欧战而言,有人认为,哪一方到最后仍拥有相当的后备人力和财力,哪一方才能打胜这场战争。

    如果两个交战国的军队都组织得很好,双方打得难解难分;那么,至关紧要的一点就是谁能在作战机器的各个部门厉行节约。

    说到此处,我们不妨指出,以单个士兵的费用计,某些军队的开支,已是德国军队所花费用的十二至十六倍,是日本所花费用的十七至二十倍,是瑞士所花费用的十八至二十三倍。差别如此之大,(而士兵薪饷的差别在其中只起很小的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军队的经济管理,也就是在于消灭浪费。也可以说,效率高不但带来经济效果,还将在其他各方面产生良好的结果。

    后勤各工作部门都要根据节约的原则择优行事、加强管理。

    各个部门坐在一起开会讨论,就能比较各部门的需要,并为满足种种需要合理安排任务的分工,避免工作的重复。例如,某一部门需要制造某种机器。而另一部门也需要使用同类机器的一部或全部,那么联合行动就会大大节约,例如医疗卫生处需要运输救护车时,能充分满足其要求的莫过于运输处。

    因此,后勤部门在一切工作中都必须始终坚持联合协作和杜绝浪费的原则。

    而同时,一种观点在这一方面也进行相应的辅助:

    效率可以说是完成某项预定工作的能力。我们也可以说效率指的是执行某项任务所应具备的某种知识水平,或者说是指产生的效果与产生该效果所耗的能量之比。这里的一个突出之点是:能力和知识都是主观的东西,而任务是客观的东西,主观条件必须适应客观需要。这就是说,“作战机器”中每个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能力与知识,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必须以满足任务的需要为准。这实际上也就是:对任务的预计,决定着衡量效率的尺度。

    分配给“作战机器”中各个工作人员的小任务是千差万别的,但大任务对所有人来说都一个样。所以,完成小任务的条件是需要专业化,而完成大任务的基本条件是人人都应具备的。例如:指挥官的专业是通过指挥控制其管辖的部队;炮手的专业则是操纵火炮;对指挥官也好,炮手也好,都不再要求他们精通别的专业。而两者的大任务都是打败敌人。有人可能认为,用这样一般的语言来提任务,难以充分说明所要求的条件,其实并非如此。

    因为,实实在在地说,如果一支作战军队不是人人都有强烈的求胜之心,只要有一个人玩忽职守,一场战斗就可能败北;如果每个部队都怀有强烈的愿望去克敌制胜,那就无异于战斗差不多已经打赢。使人们养成求胜的冲动的个人素质是:意志、决心、奋发上进、专心致志、坚韧不拔、目的与目标明确、体力充沛、有勇敢精神。有了上述素质,基本上也就有了效率的力量要素;它们能激发人们的冲动,而行动的指导有赖于效率的知识要素。知识这个条件分为两类:一是上面已谈过的专业知识;二是基础知识,即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军队的所有成员都必须有此种基础知识)。

    我们不能说,最低一级属员的效率同指挥官的效率一样重要,因为后者如缺乏效率,产生的不良后果更大。当然,在个别情况下,最低一级人员的愚昧无知,也可能导致一场关系国家命运的战局失败。

    据说,腓特烈大帝(1712-1786)麾下的步兵被驱上战场,是由于害怕那走在后面、手执棍棒的军曹。士兵们在前有敌人,后有“九尾鞭”的情况下,除鼓勇而进外,别无他路。但那是军队规模小,采用密集队形的时代,战争不象今天这样惊人的激烈,并已成为科学化的一件大事。四十五年前,善于分析的德国人已经认识到:

    “随着现代枪炮火力的加强(时在1870年),战斗和战术队形相应地变得松散了。队伍这样松散,怎样去控制分散行动的人群,使之保持紧密的协调,并引导他们,驱使他们去冲锋陷阵呢?”

    这就是说,随着现代作战队形的疏开,单个的步兵必须能随机应变,正确地主动行动,并与其翼侧的士兵保持协调。

    而在某个意义上,正所谓很多事情本身也有着相应的关联,而张嘉师以及眼下的大秦帝国,虽然无法做到类似后世的严密而有序的后勤方式,但是在应对匈奴人的战争准备方面,张嘉师自问,他基本能够做到,或者是说他能够想到的地方,都尽可能进行相应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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