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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中国在之前的历史也有着比较模糊的农耕制度，而农家则是主要在这一方面提出正式的理论基点。
在农家出现之前，中国的农民已经认识到农业生产必须依赖阳光、雨水等天气和气象条件，还要有供作物生长的土地，而如何使这些自然生态条件最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和收获，这就需要人发挥体力和智慧，根据自然条件对农作物进行恰当的管理。
而农家算是系统提出这种管理方式的诸子百家：
“天-地-人”三者构成了一个三维结构，它对于农业生产缺一不可。《淮南子》中曾说：“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是因群生逐长，五谷繁殖。”
“天时”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的生态条件，它为农作物的成长提供了光照、温度、热度和水分等条件。农业生产本身是有一定的季节节律，春播、夏耕、秋收、冬藏是四个基本的环节，而这一切都是由天体运行所显现出的时间节律决定的，所以人们只有把握“天时”，才可能把握住“农时”，天时和农时密不可分。
人们首先要通过观测和研究，掌握四季更替的节律，了解风霜雨雪发生的规律，通过制定历法等手段，做到“知时”。其次，人们要顺应天时，把握农时，在最适当的时候抓紧时间勤奋耕作，用自己的辛苦劳动将“天时”转化为实在的收成。
《吕氏春秋》的文章内容，关于农家部分的就认为，一年中的“天时”和“农时”是稍纵即逝的，必须牢牢把握。所以人们生活的节律也要服从于农业的季节节律。
同时，农家整理出一套比较原始的四季耕作条令：
春季是农作物的播种、萌芽季节，应做好土地规划和整治工作，确定适宜种植的农作物；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整修沟渠，匡正阡陌，保证用水；保护幼苗等。
夏季是农作物的生长季节。应加强田间管理，驱逐野兽；锄杂草。干后烧掉，就雨水肥田；各种官吏要巡视农业生产，劝民劳作等。
秋季是农作物的收获季节，应进行秋收，搞好冬藏前的准备工作；加强水利建设，以防秋涝；官员要根据土地状况制定农业税；做好国库的收入工作等。
冬季是农闲时节，应收藏粮食，做好保管工作；为来年作准备，进行选种。维护农具等。
……
在后世，记录在《汉书?艺文志》的农家内容基本上已经失传，但是从《吕氏春秋》的相关记载当中，也可见一斑：
《吕氏春秋?士容论?上农》：
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
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此圣人之制也。故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众，农不上闻，不敢私籍于庸，为害于时也。苟非同姓，农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农也。然后制野禁。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粪。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于时也。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不敢灰僇，缳网罝不敢出于门，罛罟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绝，为害其时也。
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国家难治，三疑乃极，是谓背本反则，失毁其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是谓大凶。夺之以土功，是谓稽，不绝忧唯，必丧其秕。夺之以水事，是谓籥，丧以继乐，四邻来虐。夺之以兵事，是谓厉，祸因胥岁，不举铚艾。数夺民时，大饥乃来。野有寝耒，或谈或歌，旦则有昏，丧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这部分内容的译文则是：
上古圣王之所以能够教导百姓，因为他们首先致力于农业。使百姓从事农业，不仅仅是为了开发土地资源，而是为了重视他们的思想修养。百姓务农就会质朴，质朴就容易使用；容易使用则边境安宁，君主的地位也就尊贵。百姓务农，行为就稳重，行为稳重就少徇私谊；少徇私谊，公法就确立了，精力也就专注在农事上了。百姓务农，他们的财产就会丰厚，财产丰厚了，就不轻易迁徙，就会一辈子死守着居处，而不会有二心。舍弃农业这个根本而致力于工商等末节，就会不听从号令，不听从号令就不能守卫国土，不能与敌作战。百姓舍弃农业这个根本而致力于工商等末节，他们的财产就减少，百姓的财产少，就会轻易迁徙，轻易迁徙，那么国家有了灾难，他们就会存心避而远之。没有安居乐业之心。百姓舍弃农业这个根本而致力于工商等末节，就喜爱耍小聪明，爱耍小聪明，就行为奸诈，行为奸诈就会钻法令的空子，把是当做非，把非当做是。
后稷说：“古代圣王之所以从事耕织。就是要以此作为根本的教化。”所以天子亲自率领诸侯耕种帝王的祭祀用田，大夫和士子都有自己的具体工作。所以。农忙时城中见不到农民，以此用来教导百姓重视田地的生产。后妃率领后宫九嫔在郊外养蚕。在公田里采桑。所以春夏秋冬都有织麻纺丝之事，以致力于对妇女的教化。所以男子不从事纺织却有衣穿，女子不从事耕作却有饭吃，男女交换劳动成果，以繁衍生息，这是圣人定的制度。因此人们重视时令、珍惜光阴，不到年老不肯停止，不遇疾病不肯休息。不到死不肯放弃农时。上等田，一人耕作能养活九人。下等田，一人耕作可养活五人。供养的人数可以增加，不可减少。一人经营，十人靠它养活，六畜的饲养都包括在其中了。这是充分利用地力的原则。所以，农忙之时。不得兴土木，不得动员征兵，平民不得举行加冠礼及娶妻嫁女、祭祀，不得聚众请酒；农民如不向上请示，不得私自雇工替自己耕作，因为这样会妨害农时。如果不是因为避免同姓婚嫁。男子不得外出入赘，女子不得远嫁外乡，以此稳定务农的人。然后要制定田野的禁令。田野的禁令有五条：土地未经解冻开垦，不得操持秸秆，不得出粪下田；未达到成年的，不得管理园圃；劳力不够的，不得开沟拓地而耕；农夫不得经商。不得干其他的事。因为这些会妨害农时。然后要制定四季的禁令：山林中不得随时砍伐木材，湖泽地带不得随时火耕水耨，不得随时将罗网等猎具带出城门打猎，不得随时将罟网放入水渊捕鱼，在湖泽中若不是管理舟船的官员，不得任意绕泽横渡，因为这些都会妨害农时。
如果百姓不致力于农作，家畜就会灭减，那么国家就难以治理。农、工、商三业相互跨行混乱之极，这就叫做背弃了根本。违反了法则，就会使国家招致损失和破坏。凡是百姓身高七尺以上的，都分属农、工、商三个部门。农民种植庄稼，工匠制作器具，商人经营货物。若农时与农事不能统一，这就叫做“大凶”。因为土木工程而占用农时，就叫做延误农时，农民就会忧愁不断，就会没有收成。因为水利工程而占用农时，这叫做冒进；没有收成还要继续作乐，四邻敌国就会来肆虐。因为战事而占用农时，这叫做凶厉。灾祸的形成是由于全年没有收成，不从事农业生产所致。屡屡侵占农时，严重的饥荒就要到来。田野上遗弃着无人使用的农具，做国君的却谈笑歌舞，夜以继日，势必损失大量的粮食。他们都只知道追求末事，而不知道以农为本这一真谛。
……
而在《管子?地员》的部分关于农家的内容，很有可能就是许行以及其弟子的农家学派理论的精髓：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渎田悉徙，五种无不宜，其立后而手实。其木宜蚖、菕与杜、松，其草宜楚棘。见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于泉。呼音中角。其水仓，其民强。
赤垆，历强肥，五种无不宜。其麻白，其布黄，其草宜白茅与雚，其木宜赤棠。见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寿。
黄唐，无宜也，唯宜黍秫也。宜县泽。行廧落，地润数毁，难以立邑置廧。其草宜（黍秫与茅，其木宜櫄桑。见是土也，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宫。其泉黄而糗，流徙。
斥埴，宜大菽与麦。其草宜萯、雚，其木宜杞。见是土也，命之曰再施，二七一十四尺而至于泉。呼音中羽。其泉咸，水流徙。
黑埴，宜稻麦。其草宜苹、蓨，其木宜白棠。见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于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坟延者，六施，六七四十二尺而至于泉。陕之芳七施，七七四十九尺而至于泉。祀陕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于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于泉。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于泉。环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于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于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于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于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于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于泉，青龙之所居，庚泥，不可得泉，赤壤磝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于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于泉，其下骈石，不可得泉。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于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于泉。
山之上，命之曰悬泉，其地不干，其草如茅与走，其木乃樠，凿之二尺，乃至于泉。山之上，命曰复吕，其草鱼肠与莸，其木乃柳，凿之三尺而至于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蕲、白昌，其木乃杨，凿之五尺而至于泉。山之材，其草兢与蔷，其木乃格，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于泉。山之侧，其草葍与蒌，其木乃品榆，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至于泉。
凡草土之道，各有榖造。或高或下，各有草土。叶下于，下于苋，苋下于蒲，蒲下于苇，苇下于雚，雚下于蒌，蒌下于，下于萧，萧下于薜，薜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各有所归。
……
以上的内容很明显的说出许行在农家学说当中的相应总结。
当然，有人说《管子》是管仲所著作的。但是毫无疑问，《管子》是稷下学宫在齐国被燕国侵攻之前已经成型的著作，与管仲没有什么关系。或者是说，《管子》只不过是挂上管仲名头的“伪书”而已。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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