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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啦？”他母亲厉声问道。
“没事的。”他回答。
但他没有吃午饭。
“你不吃饭，就别去上学。”她。
“为什么？”他问道。
“什么也不为！”
饭后，他躺在沙发上，就是孩子们都喜欢的十分暖和的印花布垫子上。后来他就迷迷糊糊睡着了。那下午，莫雷尔太太在熨衣服。熨衣服时听到孩子喉咙里呼噜呼噜一直响，声音很但不间断。她过去对他曾有过的、有点厌烦的感受又油然而生。她当时没希望他能活下来。然而，他的身躯里充满巨大的生命力。如果他死了，对母亲而言倒或许是一种解脱。她对他的爱中总掺杂着痛苦。
他似睡非睡似醒非醒，模模糊糊觉得有熨斗往架上搁的咔嗒声，熨斗在熨衣板上碰出的细微的噔噔声。他一惊醒，睁开眼，看到母亲站在炉边的地毯上，把热熨斗挨近脸，好像在用耳朵听熨斗热不热似的。她面容平静；嘴紧闭着，这是痛苦、幻灭和忍耐的表现，鼻子稍微有点斜，一双蓝眼睛显得如此年轻、敏锐、热切，他心中充满了爱。她平静时总显得刚毅并充满了生机，只不过好像被剥夺了权利一样。母亲生活不如意的感受，深深刺痛了孩子的心：自己没有能力为她带来什么，又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痛心，然而也使他的内心更加坚韧执著。孩子也是有孩子的志向的。
她往熨斗上吐口唾沫，唾沫在又黑又光的熨斗表面跳两下就没有了。她跪下来，把熨斗放在炉边地毯的麻布衬料上用力擦擦。她周围是红彤彤的炉火光，让人感到很暖和。保罗喜欢她蹲下来把头歪到一边的样子。她动作轻盈。看着她就是一种享受。只要她在做事，只要是她的动作，在孩子们眼里都是完美无瑕的。屋里很温暖，充满熨热了的衣服的气味。后来，牧师来了，轻言细语跟她谈谈。
保罗有支气管炎，卧病在床。他不是很在乎。如果要出事，谁也没法子。他喜爱这样的夜晚，八点钟以后，熄了灯，他可以欣赏火光影子在暗暗的墙和花板上蹦蹦跳跳，可以观看巨大的影子晃来晃去，好像屋里挤满了人在悄然打斗。
父亲睡前，要到病房看看。有人病了，他总变得十分和蔼。但对这孩子而言，父亲却破坏了气氛。
“你睡着了，亲爱的？”莫雷尔温柔地问道。
“还没，妈妈来了？”
“她在叠衣服。你要什么？”莫雷尔是极少对儿子用“您”这类词的。
“不要什么。她要多久才来呀？”
“一会儿来，宝贝儿。”
父亲在炉边地毯上站了一会儿，迟迟疑疑。他能感觉得到儿子并不需要他。
他转了转，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孩子焦躁得生了气。父亲在这里似乎使病人更加不安。莫雷尔站在那里看了看孩子，只好轻声地：
“晚安，宝贝。”
“晚安。”保罗回答，翻过身去，现在他能独自呆着，总算安心了。
保罗喜欢跟着妈妈一起睡。无论卫生学家怎么，跟心里所爱的人一起睡仍然是让人开心的。心灵感到温馨、安宁、平静，触摸对方带来的全然是舒适之感，都使人酣然进入睡乡，从而身体与心灵的健康得以完全恢复。保罗挨着她睡，病情好转；而她本来一向是难以入睡的，后来竟也一睡就着，睡得很香了，这似乎给了她信心。
病情恢复期间，保罗时常坐在床上，看着那些鬃毛柔软的马在田间马槽边吃草，在经已被踩成黄色的雪地上到处是它们散落的干草；看着大群矿工回家——那些的黑影两两三三地慢慢穿过银色的田野。
然后，雪地上升起深蓝色的雾霭，暮色降临了。
这期间，一切都很奇妙。雪片突然飘落在窗玻璃上，跟燕子似的停一会儿，然后就消失了，玻璃上滚下来的是一滴水珠。雪片围着屋角盘旋，像群鸽子似的一掠而过。在山谷那边，拉煤的黑色火车迟迟疑疑地爬行在白茫茫的大地上。
家境贫寒，孩子们如果能做点什么补贴家用那就是最开心的事了。
除了拾落穗煮牛奶粥之外，最大的收获应算是采黑莓。莫雷尔太太总是在周六买水果做布丁；她同样喜欢黑莓。所以保罗和亚瑟一到周末就会出去找，找遍灌木林、树林和旧采石场，只要能找到黑莓，哪儿都去过了。在矿村这一带，黑莓尤其少见。但是保罗到处找。他喜欢到乡下去，在低矮的树丛里找。空手回家见妈妈，他是无法接受的。他觉得，这会使她失望，那还不如死了好。
“哎呀！”孩子们一进门她就惊叹地，孩子们回来得很晚，又累又饿，“你们到哪儿去了？”
“嗯，”保罗回答，“没去哪儿，我们就去了米斯克山。你看这些，妈妈！”
她朝篮子里瞄了一眼。
“哇，这么大呀！”她赞叹。
“有两磅多——有两磅多吧？”她拎了拎篮子。
“应该有。”她不太有把握地。
保罗掏出一支花。他总是把能找到的最美丽的花枝带回来母亲。
“真美啊！”她，那语气是女人接受定情纪念品时的惊喜语气。
这孩子走了一整，路太远，他不愿认输更不想空手回到母亲面前。只要他还，她对此是体会不到的。她一心想着孩子们长大成人。在她心中占第一位的是威廉。
威廉去了诺丁汉，不常在家，母亲便与保罗相依为命。保罗与有威廉彼此嫉妒，但同时他们又是知心好友。
莫雷尔太太和二儿子更好，显得形影不离似的，或许不像她对大儿子那样关心。五个矿井的矿工都在星期五领工资，但不是每人去领。各矿道的工钱都给工头，他是承包人，由他在酒店，还有在家把工钱再分好。为了让孩子们去拿钱，学校在星期五下午提前放学。莫雷尔家的孩子——威廉、安妮、保罗在没有工作之前都曾在星期五下午去拿钱。保罗多在下午时分出发，口袋里放个白布包。条条路上，一群人结伴而行拥向办公室。
这些办公室都相当宏伟：红砖新房子，就像高耸的楼房，耸立在园子里，就在青山巷的尽头。接待室是大厅，面积挺大，地上铺着青砖，四周靠墙全是座位。矿工们一身脏兮兮的工作装，就坐在这里，他们早就从井下上来了。妇女、孩子总在路上散步。保罗总是在矿山边沿和矿山斜坡上东张西望，因为那里生长着紫罗兰和勿忘我。人声鼎沸。女人们戴上了只有过节才戴的帽子。姑娘们聊，叽叽喳喳，狗到处跑。四周绿茵茵的灌木丛却悄然无声。
房间里挤满了一身脏兮兮的矿工、回家换过了衣服的男人、女人，还有一两个孩，除此之外还有一只狗。保罗个子，只有被挤到人群最后的份，靠近炉子，把他烤得厉害。他知道名字的顺序——他们按矿坑号叫。
“霍利德。”从布莱斯韦特先生的嘴里发出。霍利德太太安静的走上前，接过钱，站到一边。
“鲍尔——约翰·鲍尔。”
一个男孩走到柜台前。布莱斯韦特先生，他身体胖，脾气不好，那目光从眼镜上端瞅着男孩。
“约翰·鲍尔！”他着。
“是我。”男孩。
“咦，你的鼻子，原先不是这样的。”爱笑的温特巴特姆先生从柜台上伸出头来。人们都哧哧地窃笑，不由想到了老约翰·鲍尔。
“你爸来了呀？”布莱斯韦特先生。
“他身体不好。”孩子尖声地。
“你该告诉他别喝酒。”那位出纳员。
“他要是用脚踢你，也没关系。”后面有人这样道。
在场的男人都哈哈大笑。那位出纳员低头看下一张单子。
“弗雷德·皮尔金顿！”他不太在乎地叫道。
布莱斯韦特先生是公司的大老板。
保罗知道再隔一个人就轮到他了，心跳得厉害。他紧贴着壁炉架。他的两个腿肚子都烤痛了。他并不想挤过那道人墙。
“瓦尔特·莫雷尔！”传来响亮的声音。
“在！”保罗答道，声音尖细的连自己都很难听到。
“莫雷尔——瓦尔特·莫雷尔！”出纳员又叫了一遍，拿着工资条的手，准备送出去。
保罗害怕，不敢大声话。那些大人把他遮住了。还好温特巴特姆先生帮助。
“他在这儿的。人呢？莫雷尔家的子？”
这个肥胖、秃顶、脸红的个子用敏锐的目光东张西望。他指指壁炉。矿工们低下头看，纷纷让到一边，孩子这才出现。
“他在这儿！”温特巴特姆先生叫道。
保罗走到柜台前。
“十七镑十一先令五便士。叫你的时候你怎么不回答？”布莱斯韦特先生。他将装有五镑银币的袋子扔在工资单上，温文尔雅地拿起十镑金币放在银币旁边。金币闪着金光地一连串滑在票据上。出纳员点完钱数，孩子把钱全都捧到温特巴特姆先生面前，由他扣除所有费用。这又给孩子出难题了。
“十六先令六便士。”温特巴特姆先生大声叫道。
孩子太心慌，点不了数。他慌张的把银币与金币推过去。
“你给我多少钱你知道吗？”温特巴特姆先生问。
孩子看看他，没出声。他呆住了。
“你不会话啊？”
保罗想了想，又推过去几个银币。
“公立学没教你们数学吗？”他问道。
“只教代数和法语。”一个矿工。
“还教骗人。”另一个矿工。
保罗一直让后面的人等着。他用细的手把钱放进包里，迅速地离开了。每当这种场合他都吃尽苦头。
他来到外面，走在曼斯菲尔德路上，心才放下来。公园墙上的地衣绿油油。一处果园的苹果树下，有些鸡在啄食。矿工们迫不急待的往家走。这孩子害羞地贴着墙根走。这些矿工中，有许多他都认识，但他们满身脏兮兮，他无法辨认。这是他的又一苦恼。
他走到布雷提的那家新酒馆时，他的父亲还没有来。老板娘沃姆比太太认识他。她是外婆的朋友。
“你爸还没来呢，”老板娘，带有讽刺和嘲笑的意味，这是女人专跟成年男子话时的口气，“坐下吧。”
保罗坐在酒馆里长凳上。有几个矿工在拐角处“算账”分钱；有几个走了进来。他们都朝这孩子看了一眼，没有什么。莫雷尔终于来了：一身黑黑的跟碳似的，但步子挺快的，蛮像那么回事。
“喂！”他亲切地对儿子，“你比我先到？喝点什么不？”
保罗和其它孩子都竭力反对喝酒，他当着这些人喝一杯柠檬汁，比拔掉一颗牙还要难受。
老板娘打量他一番，颇有爱惜之心，但对他过于守旧感到恼怒。他悻然往家走。他一声不响地进了屋。星期五是烤面包的日子，通常总给他留个香热喷喷的面包。母亲把面包放在他面前。
他突然很生气地转身对着她，两眼似火烧：
“我再也不去办公室了。”他。
“为什么？怎么啦？”他母亲吃惊地问道，他陡然大怒，倒叫她觉得很有趣。
“我再也不去了。”他声明。
“哦，行啊，去告诉你爸。”
他嚼着面包，仿佛讨厌极了。
“我不——我不去领钱了。”
“那就找卡林家的孩子去拿；他们很想挣这六便士了。”莫雷尔太太。
这六便士是保罗的最后收入。大多花去买生日礼物，但毕竟是收入，他还是很珍惜的。但是——
“让他们挣就是！”他，“我不要。”
“哦，好吧，”他妈妈，“那你也别跟我使性子。”
“那些人又粗俗又讨厌，我再也不去了。布莱斯韦特先生话都不清，温特巴特姆先生连语法都不明白。”
“你不再去，就为这？”莫雷尔太太笑着。
孩子安静了一会。他的脸色更白了，眼神更加的迷茫了。母亲忙于家务，没有理会他。
“矿工们挡住了我的出路，我出也出不去。”他。
“我，孩子，你就请他们闪到一边去。”她回答。
“阿尔弗雷德·温特巴特姆先生还，‘公立学教了你些什么？’”
“他们没教他多少，”莫雷尔太太，“事实是——规矩和智慧都谈不上——生诡诈。”
她就这样以自己的方式安慰了他。他那高度敏感的神经让她心痛。他眼中的愤怒有时激励她，使她睡着的灵魂得到片刻欣喜。
“发了多少钱？”她问道。
“十七镑十一先令五便士，扣了十六先令六便士，”儿子回答。“这星期还好，我爸的零用只扣了五先令。”
这样，她便知道丈夫挣了多少，要是交给她的钱数不对，她便能追问他。莫雷尔一向对每个星期的收入保密。
星期五晚上是烤面包，也是上集市的时间。保罗总是在家里烤面包。他喜欢呆在家里画画和读书；他很爱画画。安妮一到星期五晚上就“欢乐不已”；亚瑟跟平时一样过得很快活。所以家里就剩保罗一人。
莫雷尔太太喜欢上集市买东西。山顶的集市正是通往诺丁汉、德比郡、埃尔克斯顿和曼斯菲尔德的四条大路的交汇处，货架很多。四轮大马车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市集上全是妇女，大街上全是男人。看到街上到处是男人，真令人惊异。
莫雷尔太太老跟卖花边的女人拌嘴，问价时虽话很客气，但态度很冷淡。
“不知道这个盘子多少钱。”她。
“七便士，你拿走。”
“谢谢。”
她放下盘子就走了；但是她要把它买到手才离开集市的。她又走了回来，瓶瓶罐罐摆在那里，她朝那个盘子偷看一眼，假装没看见似得。
她个子，身着黑衣，头戴户外软帽。这帽子都戴了三个年头，安妮看它很不舒服。
“妈！”女儿恳求，“不要戴这顶帽子了，难看死了。”
“我还有哪一顶戴呢，”妈妈大声地，“我觉得很漂亮嘛。”
她又瞄了那盘子一眼。她和她的敌人——陶器商——都觉得很不习惯，仿佛要发生什么事似的。他突然大声问道：
“五便士，要不？”
她下定决心，但还是弯腰拿起盘子。
“我要了。”她。
“倒像是你帮了我一把，嗯？”他，“你朝它吐口唾沫得了，就像白送给你的东西那样。”莫雷尔太太不情愿地付给他五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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