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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雷尔心浮气躁，总算把抽屉推进了柜子，跪在地上用麻木的两手去摸撒满地上的汤匙。
她额上还在流血。过了一会儿莫雷尔站起来，脖子一伸，朝妻子走去。
“怎么样，老婆？”他问道，那口气显得可怜而低声下气。
“怎么样，你自己看呀！”她回答。
他站在那里，身子向前弯着，两手用力撑在膝盖上。他看看伤口。他胡子拉碴的脸凑过去，她转过脸，尽量让自己离得远远。见她冷若冰霜、两唇紧闭，不由感到消沉、心灰意冷。他正无趣地打算走开，却见一滴血从她避开不让他看的伤口滴落在婴儿绵软发亮的头发上。他看着凝重阴郁的血滴附着在那云雾纹状的发亮的头发上继而压倒那细发，他看着看着，整个人痴愣了。又一滴滴下来。这一滴会渗进婴儿的头皮。他看着，看得发了痴，分明感觉得到它在向里渗透；他那男人的阴刚终于溃散！
“孩子怎么啦？”妻子只了这么一句，口气紧张而低沉，他把头低得更狠了。她缓和了口气：“去拿些填絮来，在中间那个抽屉里。”她。
他二话不，跌跌撞撞地去了，不一会儿拿来一块填絮。她坐好，把孩子放在膝上抱着，把填絮放在火上烘一烘，然后敷在自己的额上。
“去把那条干净的下井用的围巾拿来。”
他又在抽屉里东翻西找，不一会儿找来条窄窄的红色围巾。她接过围巾，用发颤的手指把围巾缠在头上。
“我来替你系吧！”他低声下气地。
“我自己能行。”她回答。系好后，她上了楼，叫他封好炉子锁好门。
清晨，莫雷尔太太：“昨晚蜡烛灭了，我摸黑去找拨火棍，不心一头撞在堆煤屋的门闩上了。”俩孩子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她。他们什么也没，但是他们的嘴半张不张，似乎表明他们觉察到了这无人知晓的悲剧。
瓦尔特·莫雷尔一直睡到将近中午。
他没去想头晚上的事。他什么事都懒得想，不过那件事他是不愿去想的。他躺在那儿，一肚子气。他对自己的伤害很深；他什么也不愿对妻子，也不愿表示悔恨。这使他受到了更大的伤害。他竭力要从困境中挣脱出来。
他想起床，想话，想动一动，都觉得没有精神，只能像根木头似的躺着。此外，他自己的头也痛得厉害。这是星期六。快到中午时他起了床，自己到厨房弄了点东西，低着头吃，吃完后穿上靴子就出去了，三点钟又回来时有点醉醺醺的，也十分安然；接着就又上床去睡。晚上六点钟，他起来喝了茶又出去了。
星期也一样：睡到中午，去帕默斯顿纹章酒馆混到两点半，吃了饭就上床；几乎不一句话。快四点钟时，莫雷尔太太上楼，换上在节假日穿的衣服，这时他睡得正香。如果他曾过一句“老婆，对不起”，她也会为他感到难过呀。但是他什么也没，固执己见。他自己很痛苦，而她也只能对他不闻不问。二人之间，感情闹得很僵，而她则更坚决。
全家是要吃午后茶点的。每周只有这一，全家才坐在一起吃饭。
“我爸不起床了？”威廉问。
“让他躺着吧。”母亲回答。
家里显得一片惨然。
莫雷尔一醒来就立即起床。这是他一生之中与众不同的特点。他在家里是总是坐不住，好动成性。一连两个上午没动，让他闷得发慌。
快到六点钟，他下楼来。这一次他进来毫不踌躇，不再畏首畏尾，又抖起了威风。家里人怎么想、有何感觉，他不再当回事了。
茶点摆好了。威廉在朗读《蔡尔德民谣》，安妮听着，不停地问“为什么”。孩子们一听见父亲穿着袜子走路的脚步声走近，就赶紧不作声了，他进来时，他们吓得缩成一团。然而他平时对他们是十分宽容的。
莫雷尔独自狼吞虎咽吃起来。他吃喝时弄出的响声比平时更大。没有人理他。他一来，家庭生活便畏缩，退避，变得死气沉沉。但他不再把这种疏远当回事了。
他喝完了茶，很着急似的起身往外走。正是他这种急着出去的样子使莫雷尔太太很不舒服。他把脸浸在冷水里，浸得十分痛快；他蘸水梳头时，那把钢梳子在盆边刮得也十分带劲；她听着这一切，厌恶地闭上眼睛。他弯下腰去系鞋带，动作十分粗俗，跟他家里其他谨慎、心的人正好相反。每当有争论，他总是自己找理由，甚至内心深处还为自己开脱，，“她要是没这么唠唠叨叨，也就不会有这事。她自讨苦吃。”他在做准备出门时，孩子们拘拘束束，一旁等着。他一走，大家都松了口气。
他关上身后的门，心中高兴极了。那晚上下着雨。帕默斯顿的酒馆舒适宜人。他匆匆前往，满怀期待。
“来点儿什么，瓦尔特？”莫雷尔在门口一出现就有人招呼。
“喂，吉姆，老伙计，你从哪儿蹦出来的？”
大伙儿给他让了个座，对他十分热情。他很高兴。过不了一两分钟他们已把他所有的责任心、羞耻心、烦心事统统融化了，这一夜过得惬意舒心，人也康宁。
到了星期三，莫雷尔没钱了。他是怕妻子的；他弄伤了她，反而因此憎恶她。他想去喝酒，但连两便士也拿不出来，还欠了不少钱，不知道该怎么打发这个晚上。他趁妻子带孩子去了园里，在她放钱的柜顶抽屉里找到钱包，朝里看看。里面有半个克朗、两个半便士和一个六便士。他拿了那六便士，轻轻地把钱包放回去，走了出去。
第二，妻子要付钱给卖菜的，在钱包里找那六便士，心里一沉。她坐下来想：“是有这六便士吗？我没花掉吧？没把它放在别处呀！”
她烦恼极了。找着找着，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一定是他拿了。钱包里的钱是她的全部家当。他竟然偷走了，真让人无法忍受。他早先就干过两次。第一次她没什么，他在周末把那一先令放回了她的钱包。所以她才知道是他拿的。第二次，他没有还。
她觉得这回太过分了。他吃完饭——那他回来得很早——她冷冷地：
“昨晚你从我钱包里拿了六便士？”
“我！”他，委屈似地抬起头来，“没，我没拿！你的钱包，我连看都没看过一眼。”她能看出他撒谎。
“哼！你明知是谁拿了。”她平静地。
“我跟你，我没拿，”他大叫起来。“你又跟我来劲儿了，是不？我可受够了。”
“我去收衣服的时候，你就把六便士从我钱包里给拿走了。”
“你这么，可别后悔。”他着把椅子一推，无可奈何。他匆匆忙忙洗了洗，便决然上了楼。不久，他穿好衣服下楼来，手里提个用蓝格子大头巾包成的大包袱。
“得，”他，“你往后能不能再见到我可不一定了。”
“等不到我想见你，你就会回来了。”她回答，他一听这话，拿着包袱就走。她坐在那儿，微微有些颤抖，他心中充满轻蔑。他要在别的矿上找到活儿，再另找一个女人，她怎么办？肯定不会。她可把他看透了，一定不会。可她还是心乱如麻。
“我爸呢？”威廉问，刚从学校回来。
“他走了。”母亲回答。
“到哪儿去了？”
“呃，我也不知道。他拿了个蓝头巾包成的大包袱，不回来了。”
“那我们怎么办？”孩子叫道。
“别着急，他不会走远的。”
“那他要是不回来呢。”安妮哭了起来。
她和威廉坐在沙发上哭。莫雷尔太太坐着，大笑。
“你们两个傻瓜！”她大声，“不亮你们就会看见他。”
孩子们不会因为这几句话而感到安慰。黄昏来临，莫雷尔太太很疲倦，继而渐渐不安起来。她忽而想，永远不再见到他倒也解脱了；忽而又担心抚养孩子的事；她内心仍不十分愿意让他走。她心里清楚，他不能走。
她去园子那头的堆煤间，觉得门背后好像有什么东西，便看了看。那个大蓝包袱赫然就放在这暗处。她坐在煤堆上大笑。只见那包袱那么大又那么丑，悄悄躲在这个暗角落里，打结的两头就好像两只耷拉着的耳朵，她每看它一眼就禁不住又大笑起来。她总算放心了。
莫雷尔太太等待着。他身无分文，这她知道，他要是住外边，债就会增多。她讨厌死他了——实在讨厌死了。他甚至没有勇气把包袱拿出院子。
她正在沉思，九点左右他开门进来，偷偷摸摸地却又一脸不快。她一句话也没。他脱下外套，倒在扶手椅里，接着就脱鞋。
“把包袱拿进来，再脱靴子吧。”她平静地。
“我今晚回来，你得感激你的命好。”他着一脸不悦地抬起低着的头看了看，想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你还能到哪儿去？连包袱都不敢拿出门去。”她。
他一副傻样，她甚至觉得对他发火都没必要了。他继续脱靴子，准备就寝。
“我不知道你在蓝色包袱里装了什么，”她，“你要是把它放在那儿，到了早上孩子们就会去拿回来的。”
他一听这话，赶紧起身出门，一会儿就回来了，把脸转过去，走过厨房，匆匆上楼。莫雷尔太太见他抱着包袱鬼鬼祟祟地赶快走到里面的门道，不禁大笑；可是她心中隐隐作痛，因为她曾经爱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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