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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去粮库领粮票，只见许多人围着那位管粮票的老杨哥办事，我说明来意，打了一张领条：“今领到粮票三百斤……”。老杨哥，也许工作太忙，也许心乱，他风风火火，把粮票用纸一包给了我，我也“马大哈”，点也不点一下，放到包里就走了，到家暂时放到“保险箱”里，即瞿国战友送我的那只长木箱。
一天，李书记要去春城开九天会，要粮票三十斤，我打开领回的粮票一看：好家伙，好大一扎粮票（有一斤的，有五斤的），一点数，整整五百斤粮票，我很纳闷：不是三百斤么？怎么会有五百斤呢？我立即向分管财务的张副场长汇报，请示要不要退回去。
他说：“不要退回去，留下来场里用，省得总是没粮票用。”
我说：“好的。”心想，平时要一点粮票，真难啊。
这样，多出来的四百七十斤粮票就“扣在场里”，但我心中不安：那位老杨哥就背黑锅了，惨了！转而又心中坦然：既然是领导不叫退回，我的责任已尽到。
后来开展“四清”（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清思想）运动，会计处有人检举我：“私吞粮票四百多斤不交公”。这下子“四清”工作组立即传我谈话。我先是一惊，马上又觉得好笑，就将此事前后细节全盘儿端出来：
“此事领导清楚，粮票全部公家使用，收据在此，我没私吞一斤。我的错就是没坚持原则将它退回县粮库，不该让老杨背黑锅，这是教训。”
工作组又查其它记账本、实物，看是否与会计账本相符，查了几天，最后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半点贪污，我过了“险关”。
我回想自己：早在勐西农场，从我手中出入的物资、公款数十万之多，我都能洁身自好，现在管这些东西，更不能玷污我的人格。我虽不是党员，但绝对不能丢掉做人的人格和道德底线，不能有愧于组织的教育。
1964年夏，我调到场部不久，爱人也调在一起。随着场部人员增多，小孩读书的事就摆到领导议事日程上，场里决定办一所小学，地点定在场部背后的小山坡上，几十个小学生三个班，负责人是高某某，他湘江人，教过私塾，喜爱之乎者也，邹招生就去当了小孩王。
1963年5月，我的第三个孩子出世（男孩），取名小那，意思是生在南诏省孟那。由于只有七个月就生下来，体质瘦弱，加上招生身体虚弱，奶水不足，街上买不到一点营养品，母子都显得特别虚弱，我心里非常着急。
那时对干部要求极严，不许去傣族村子买农产品。这节骨眼上，天遂人愿，招生的“老庚”——傣族大娘，不时送来些鱼和肉（大娘都是夜晚送来，像做“贼”似的，放下就走，我们都尽量多给点钱，以示感谢），我们非常感激他们对我们的一片真情。
我还是在三队工作时，这位傣族大娘（傣族语叫“老咪陶”），常带些菜来卖，时间长了，我们就结成“老庚”，成为好朋友。我们调场部后，她常常来玩玩，一坐半天，平时她家只要弄到鱼、肉什么的，总会送来，我们尽量多算点钱给她。经常有点鱼，可以做成汤，补补身子，我们十分感谢她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我们。
老咪陶家住在场部对面的曼格拉寨子里，与我们隔着一条南腊河。她丈夫负责看守队里甘蔗、花生。大儿子在勐捧（离家一百多里）找了对象，上了“入赘婿”，小儿子勤快，网鱼、耕种、打猎都是能手，女儿就嫁在本村里。我们同她一家就如亲戚一般常来常往。有时我去景市开会，买到白酒等稀缺物质时，就会给她们送去。
每逢我们过年过节，都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喝酒，他们过傣历年时，我们也去祝贺，她总会送些猪肉、牛肉之类给我们。在粮食紧张的日子里，他们不时送来苞谷、大米接济我们。日子久了，招生也学会了不少傣族话，语言一通，情感就更加浓厚。
傣族人心地非常善良仁慈，待人真诚和蔼，外人都说少数民族野蛮，其实完全错了！我们在边疆二十多年，对少数民族有很深刻的了解。傣族民风淳朴，非常懂礼貌、知荣辱、守法规，从不偷别人家的东西，即使你掉了的东西，他捡到后会想法送还给你。
他们家家户户，白天晚上从不关门。记得1958年在景市农场时，我们的衣物、皮鞋之类，放在工地上忘记带回家，几天之后去找仍然在那里。他们有时会帮你送回，更不随便问你要东西。有一年，我们从豫章省探亲回来，买了一些织网用的鱼线和缝衣机线，全给了她们，她们对这些东西喜欢极了，因为市面上根本没有。
我们见他们特别喜欢白色的鱼线，于是写信给招生的哥哥，从老家寄来了十多斤鱼线，送给了傣族朋友，他们如获至宝，比得到黄金还高兴。因为在勐巴拉那西是绝对看不到这东西的，以后我们每年都为他们买一些鱼线。
如今生活困难，她送来鱼，还不忘带些葱、生姜、茴香等香料，外加几个辣椒，老人家想得多周到啊！鱼多了，可烤成鱼干，孩子有吃的了，家庭也就常有笑声。场里、队里虽然都养了鱼，但只是在过年、过节才能见面。
有一年，邹招生去县城办事，要过南腊河，水齐胯深，没有桥，她与另一个女同志手牵手壮着胆子过河，忽然，招生踩在一块大石上，脚一滑，人就被水冲走了，说时迟那时快，一个过河的傣族男人，见此情景，奋不顾身地跳入河中，向邹招生追去，好不容易把招生救上了岸，是傣族人民给了她第二次生命，由于语言不通，我们连救命恩人叫什么、家住何处都不知道。
我们同老咪陶一家的情谊，直到我离开永春农场。临走时，我送给她一个大木箱及一些衣物等，她拉着招生的手紧紧不放，难过地哭出了眼泪。
一九六八年，上级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从此，大批知识青年来到了农村、农场、边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南诏省总局前后接收全国各地来的知青11万人。永春农场前后来了二三百人，大多数分配到各生产队，少部人分配到场部工作。
知青的到来，给闭塞的边疆带来新观念、新文化、新技术，促进了边疆文化教育和经济的发展。
广大知识青年在老工人扎根边疆、保卫边疆、无私奉献精神感染下，积极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成为新一代拓荒者。广大知青为祖国的橡胶事业流血流汗，吃了不少苦，甚至伤残，涌现了一大批劳动模范，成为大家学习的好榜样，我对他们也十分赞赏。他们年纪都在十六岁到二十来岁，离开大城市，远离父母，每天要同老工人一起劳动，生活又十分清苦，文娱活动是“荒漠”，能经受住考验就不简单了，后来一些人入团、入党、提干，成为知青优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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