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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范姨口头姑爷子的认可下，我终于有一天跟她的姑娘正式交集了。那是1976年，我和范姨的二女儿高江江以及其他几个邻居孩子一起上学了。这个后来成全我“姑爷子”称谓的女孩，在那个时候，并没有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这样，她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情引起我的注意，但是我却依然时时能感觉出她在我身边的存在，就像是自己的手足，时刻都用得到，但从没有刻意关注过，是既重要又被忽视的存在。
高江江家东院是老黄家，老黄家夫妻俩不能生育，据说是黄大娘的问题，他们家的女儿黄春梅是要来的孩子，胡同里都知道，黄春梅自己也知道。但是作为独生女，黄春梅在家里非常受宠，所有的好吃的好穿的都是她自己享用，而我们，即使有好吃的也要好几个孩子共同分，穿的就更不用说了，只有每个家中的老大能有新衣服穿，下面的都是挨着捡旧衣服穿的。所有的孩子都羡慕黄春梅，不管女孩子还是男孩子。黄春梅也并不在乎自己的身世，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有任何自卑的情绪，她反而感觉自己很荣耀。事实上，在我们眼里，她也确实值得荣耀。那种受宠爱的生活，是我们想要不来的。
我和高江江、黄春梅在一个班级里，被老师分到了一个学习小组，每天放学，我们三个一同趴在我家的炕沿上，站着写各自的作业，或者坐着小矮凳在地上的饭桌子上写。从来没有去高江江家写过作业，范姨不喜欢人多去她家里；也没有去过黄春梅家，她的父亲，太严厉，除了黄春梅自己，胡同里所有的孩子都怕他。所以，我们三个每天都会在我家里呆一个上午或者一个下午。
通过黄春梅的嘴，班级里面的同学都知道了我和高江江是两口子，我们“两口子”经常性地被耻笑和孤立，这其中有黄春梅在我俩内部不断地把观察到的细节变成打探的消息，在同学当中不断散播的缘故，也有我亲自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出对高江江特别关照的原因。一次次发生的事情，都进一步让大家认证了我俩是“两口子”。
有一年的中秋节，我们上午课，中午我们三个放学后直接回到了我家，正赶上我父亲的一个徒弟来串门，送来了两包月饼。对于中秋节月饼，我们大致都是从上一年的中秋过后开始，就望穿秋水地期盼下一个中秋，中间360多天的日子是绝对不会出现月饼这个东西的。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一块。我母亲虽然嗓门大，但是心眼非常友善，尽管是很珍惜的食品，但是她依然不会吝惜送给邻居的孩子吃。我拿过月饼反复翻看着上面突起的“中秋”两个字，一丝丝口水从空空的胃里经过嗓子不断滑到舌尖。
我乐颠颠地拿着月饼，准备走出屋外，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再端详一会，然后决定怎样更好地品尝它。我来到了我家后园子的沙果树下，坐在摆放在那里乘凉用的石头上，她俩也跟了出来。在她们走到树下的时候，每个人的月饼已经咬下去了两口。
她们两个一起挤在另一个石头上坐着，与我面对面。黄春梅要多占出很多地方，她怕把受到全班女生羡慕的粉色纱巾料子裙儿弄脏，掀起来让短裤挨着石头坐，把搂到一起的裙子角顺着两条腿中间耷到地上，垂在两条腿中间往腿下拖到了地面上，两条腿使劲往前伸着，想把脚顶到我坐的的石头上，但没有够长，她就不断上下轮换抬动着两只脚捶打着地面，一边抻着脖子看了看我手里整个的月饼，问我怎么不吃呢？我说等你们吃了了好馋你们。于是她也不吃了。转头又开始看高江江的月饼。
高江江好像没有听到我俩的对话，自顾自闷头啃着月饼，我看着她把露出的青红丝用舌尖儿与上牙轻轻地叨着拽了出来，又用舌尖儿卷到到嘴里嚼着。我和黄春梅就一直看着高江江一根一根拽着青红丝，一口一口啃着月饼皮，一点一点把一块月饼吃完。然后黄春梅哈哈大笑了起来，举着她的大半个月饼冲着高江江从石头上蹦了起来，在地上转了两圈，裙子还没有从腰上落下来。转完之后她弯腰把月饼伸到高江江眼前说，你没有喽，你没有喽！高江江这时才发现，自己又要被黄春梅耍了。她抬起眼睛瞅了瞅我。
她已经习惯于这样，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瞅一眼我，然后要么我去做，要么我告诉她怎么做。
我看了一眼黄春梅，她还在那里来回摆着月饼笑，我也跟着哈哈笑了起来。高江江的脸红了，可能是自知没面子，也可能是因为自己的月饼没有了看到我俩人手一块，有些心堵。她讪讪地说：“没有就没有呗，反正我吃到了。”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是底气明显不足。
黄春梅因为取得了手里有月饼去馋高江江的机会，仿像取得了一场什么重大胜利，越发狂欢起来。本来高江江不一定有多介意自己的吃没了，但是被黄春梅的幸灾乐祸搞得颓丧不堪，居然嘤嘤地啜泣起来。但是这并没有使得黄春梅停止她的嗤笑。
我有些看不下去了，低头瞅了一眼自己的月饼，使劲地掰开了两半儿，分给了高江江。看到我的举动，黄春梅挺愕然，因为半块月饼可是半年的期盼，我这么轻而易举地放弃了半年光阴。她停下了狂欢，冲我骂到：“你给她干啥呀，死蒜头鼻子！”“我愿意！”我回了她一句。
我的鼻子长得又圆又大，大人们说那是蒜头鼻子。在我看来，这种鼻子在我脸上显得很丑陋。黄春梅非常知道我的痛处，她最解恨的就是骂我死蒜头鼻子。
骂完蒜头鼻子，黄春梅不解恨，又骂我俩“死两口子，你俩是死两口子！”。一边骂着一边跑回家了，作业没有在我家写。留下已经习惯被她辱骂的我和高江江。我俩没有理会她的离开，我拉过高江江坐回到石头上，一边聊着天一边在沙果树下分别慢慢吃着我的两个半块月饼，直到下午我哥回到家里。
我俩在树下看到我哥偷偷摸摸提溜着书包，在栅栏外抻着脖子垫着脚跟儿往后窗户里瞅了几眼，然后贴着房根儿钻进了他和我的房间。没等他坐下便被我妈发现了。我妈一边吵嚷着质问为啥回来这么晚，一边拎起他的胳膊闻了闻衣服袖子，闻到了烟味。我妈火冒三丈，转身去外屋地拿起笤帚就是一顿暴打。我哥本就顽皮，加上曾经也练过武术，我妈的笤帚疙子对他并没有多少震慑，何况他挨的揍，已经多到锤炼出了他金钢铁骨般的意志了，对于我妈手里笤帚疙子噼噼啪啪落在臀部上，他根本就面不改色心不跳，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 反而是我在看着的过程中，感觉自己的屁股在疼。
这是上秋之后我哥挨的第一次打，他挨打最多的是在夏天。自从我被淹之后，我妈我爸就坚决禁止我家所有子女下河里玩耍了，但是这个规定只是给我制定的，因为我大姐二姐根本就对下河没兴趣，而我哥又根本不执行。只有我，从那次之后，就一直怕被不受控制地漂到陌生的地方，永远回不来，所以对河套总是退避三里，根本就不敢往前靠。我哥却因为不能放弃下河里玩水而在每年的夏季都要遭受我妈隔三差五的暴打。我妈检查我哥是否去了河里方法简单粗暴，如果我哥没有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从外面回来，就属于可疑现象，我妈都必须要先用手指挠一下他的胳膊，如果出现了三道白色的划痕，就有证据表明他又去河套洗澡了，不由分说送给他的见面礼就是一顿暴揍。揍他从来都是我妈的事，我爸从来没有打过孩子。我妈揍他的原因也是五花八门，最经典的一次是他带领胡同里的几个孩子，偷偷把后院陈辉家的一共六个罐头用洋钉把罐头盖扎了个眼儿，把里面的罐头水喝得干干净净之后，又原样放了回去。等过了很多天以后陈辉他妈发现时，六个罐头里面已经完全发霉长了绿毛。经过简单拷问，陈辉的弟弟把主犯宋东利和一些从犯一个不落地全都招了出来，结果就是宋东利又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挨了我妈一顿皮带，之后我妈赔了他家六个罐头钱。其他几个跟着喝了甜头的孩子，也被陈辉他妈找了家长，或多或少地赔了点钱，挨了点打。我妈的打对于我哥来说，根本就没起过什么作用，反而练就了抗揍的本领，以致于越来越学会了很多坏习惯，估计都是因为不怕我妈打的原因。所以这次因为吸烟挨揍的结果是，他假装低眉顺眼地顺着我妈的笤帚指向站到了我俩房间的墙根上，事实上却始终坏笑着挤着眼睛看着我和高江江手里剩下的一点点月饼。
好好的中秋月饼被黄春梅和我哥搅得没有了香甜的味道，只剩下了青红丝横七竖八提醒着我，下一次与它们见面，必定得是一年以后。
黄春梅拿着我家的月饼跑回自己家的第二天，同学们又多知道了一件我们两口子同吃一块月饼的事。
我并不介意别人如何谈论我和高江江，高江江似乎也不介意，我俩依然我行我素，俨然真的是两口子。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自动自觉地把高江江作为自己的责任来担当,高江江也自动自觉地接受我的担当。
我们就这样毫无顾忌又懵懵懂懂地过着两小无猜的童年生活。但是当我懂事之后,却很遗憾地发现,我的这种担当，仅仅确实只是责任而已。
这个发现是我升入高中遇到了金贝之后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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